“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列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
一百年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把《国际歌》的激昂旋律带到了中国。歌词的前两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经过数十年的传播流布更是在中国人尽皆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受苦的人”一词的译者并不是大名鼎鼎的瞿秋白或是萧三，而是诗人沈宝基先生（1908-2002）。
国际歌通行中译本
众所周知，《国际歌》的第一个中译本来自于瞿秋白。可是在1923年刊载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的瞿译本中，《国际歌》的第一句被译作“起来，受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这不仅与当下通行的译本用词不同，而且语序也有所颠倒。而另一版著名的《国际歌》中译本则出自萧三之手，于1926年刊载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的传单上。在萧译本中，《国际歌》的前两句则被译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显然，与瞿译本相比，萧译本与当下通行译本更为接近。可在最为关键的les damnés一词上，萧译本中“罪人”的译法仍与现译本中“受苦的人”的译法有所不同。事实上，第一个主张把les damnés译作“受苦的人”的正是建国后第一个翻译出《巴黎公社诗选》的沈宝基。在1998年接受佘协斌访谈时，沈宝基回忆道：“萧三的修订译文最为通达，影响也最大。但是他的译文中有一句不能令人满意，就是第二句：‘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我在1956年翻译《巴黎公社诗选》时，发现这一句译得不妥，于是在‘罪人’两字的基础上改为‘受罪的人’。1962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专家集体修订时，我又建议改为‘受苦的人’，此处还改动了萧译其他几处地方，使之成为现在传唱的歌词。”（见佘协斌：《法汉翻译研究》，2003年版，第294页）而施蛰存在晚年也曾提到沈宝基将“罪人”改为“受苦的人”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并将其誉为“重大贡献”。（施蛰存的回忆，见何振华：“百年沈宝基”，载《新民晚报》2007年11月13日）可事到如今，人们谈起《国际歌》的中译本时往往只会想到瞿秋白或是萧三（甚至时空错置地称瞿秋白是哼着“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走向刑场），却绝少有人会提到沈宝基。
留法时期的沈宝基
从这个角度来看，沈宝基似乎亦可算是一位“受苦的人”。只不过这“苦”并非《国际歌》中的阶级压迫之苦，而是一生成就不得承认之苦——特别是与他在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期间的挚友戴望舒相比。戴稍长沈三岁，两人当年经常在沈宝基家中切磋诗艺。来了兴致时，戴望舒甚至会当着沈宝基的面手舞足蹈地朗诵起自己的诗歌来。而戴望舒对于沈宝基的才华也极为欣赏，特别是后者对于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译介。早在1947年，戴望舒便在《<恶之花>掇英译后记》一书中写道，“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但是……诗译出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但后来戴望舒以及其眼中与沈宝基并峙的卞之琳与梁宗岱三人俱声名远扬，唯有沈宝基一人虽享寿最久却也最寂寂无闻。
事实上，除了戴望舒之外，沈宝基与当时另一位求学里昂的中国学子也有着罕为人知的交谊——这就是就读于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常书鸿。二人关系之紧密从笔者所藏的一本常书鸿早年签赠本中便可管窥一二。
笔者藏常书鸿夫妇签赠L’Art d’etre Maman
留法时期的张敬惠
这本名为《当妈妈的艺术》（L’Art d’etre Maman）的书的扉页上题有赠语——“宝基、敬惠惠存，书鸿、芝秀敬赠，一九三四，二月三日，里昂”。此处的“敬惠”当指沈宝基之妻张敬惠，而“芝秀”则无疑是民国名媛、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从夫妻赠夫妻便可见出两家关系之紧密，而更为有趣的则是所赠书籍之内容。照常理，艺术家赠诗人之书当为艺术类著作，可这本书却显然与家政相关——唯一可能的解释便是沈宝基夫妇此时有得子之喜。果不其然，循此线索，笔者检得沈宝基先生之子沈今声正出生于1934年。故此书无疑应是当时正从巴黎赶回里昂参加1934年春季沙龙的常书鸿夫妇祝贺挚友沈宝基夫妇喜得贵子的贺礼。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今声后来成为一名专业舞蹈摄影家（杨丽萍最著名的舞蹈照片《雀之灵》正是沈今声于1989年所摄），用自己的镜头捕捉下了父亲当初诗句里的画面——“你的手，是要采摘风的笑，还是天上的星呢？”（沈宝基，《舞蹈》）
沈宝基之子沈今声所摄杨丽萍《雀之灵》（1989年）
而就在儿子沈今声出生的这一年，沈宝基也完成了其在里昂中法大学的毕业论文——《<西厢记>研究》，并于同年4月归国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又与鲍文蔚、曾觉之等一起主持创办了《法文研究》杂志，在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树立起一面旗帜。1949年以后，沈宝基也曾因其出色的法语水平及革命文学需要而拥有过一段短暂的翻译高产期——先后译出了《巴黎公社诗选》（1957年）、《鲍狄埃革命歌曲选》（1957年）、《贝朗瑞歌曲选》（1958年）等多部作品。可随着文革到来，沈宝基夫妻立刻被遣返回家乡浙江平湖蜗居，妻子张敬惠更是因此而精神失常。文革结束后，偏居一隅、转至长沙铁道学院任教的沈宝基竭尽全力完成了人生的又一重要译作——《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可与翻译《国际歌》的遭际一样，读者们或是记住了校对者吴作人，或是记住了另一版《罗丹艺术论》的译者傅雷，但却全然不知《罗丹艺术论》这一最流行译本的译者“沈琪”（沈宝基之笔名）究竟为何人。二十三年后，九十四岁的沈宝基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老年公寓告别人世。不知老先生临走时会不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写下的一句诗：
“于是在孤独的幸福里，我有些夜的寒冷”（沈宝基，Intérieur, 1936年）
笔者藏沈宝基1934年博士论文《<西厢记>研究》
晚年沈宝基像
——列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
一百年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把《国际歌》的激昂旋律带到了中国。歌词的前两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经过数十年的传播流布更是在中国人尽皆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受苦的人”一词的译者并不是大名鼎鼎的瞿秋白或是萧三，而是诗人沈宝基先生（1908-2002）。
众所周知，《国际歌》的第一个中译本来自于瞿秋白。可是在1923年刊载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的瞿译本中，《国际歌》的第一句被译作“起来，受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这不仅与当下通行的译本用词不同，而且语序也有所颠倒。而另一版著名的《国际歌》中译本则出自萧三之手，于1926年刊载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的传单上。在萧译本中，《国际歌》的前两句则被译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显然，与瞿译本相比，萧译本与当下通行译本更为接近。可在最为关键的les damnés一词上，萧译本中“罪人”的译法仍与现译本中“受苦的人”的译法有所不同。事实上，第一个主张把les damnés译作“受苦的人”的正是建国后第一个翻译出《巴黎公社诗选》的沈宝基。在1998年接受佘协斌访谈时，沈宝基回忆道：“萧三的修订译文最为通达，影响也最大。但是他的译文中有一句不能令人满意，就是第二句：‘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我在1956年翻译《巴黎公社诗选》时，发现这一句译得不妥，于是在‘罪人’两字的基础上改为‘受罪的人’。1962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专家集体修订时，我又建议改为‘受苦的人’，此处还改动了萧译其他几处地方，使之成为现在传唱的歌词。”（见佘协斌：《法汉翻译研究》，2003年版，第294页）而施蛰存在晚年也曾提到沈宝基将“罪人”改为“受苦的人”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并将其誉为“重大贡献”。（施蛰存的回忆，见何振华：“百年沈宝基”，载《新民晚报》2007年11月13日）可事到如今，人们谈起《国际歌》的中译本时往往只会想到瞿秋白或是萧三（甚至时空错置地称瞿秋白是哼着“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走向刑场），却绝少有人会提到沈宝基。
从这个角度来看，沈宝基似乎亦可算是一位“受苦的人”。只不过这“苦”并非《国际歌》中的阶级压迫之苦，而是一生成就不得承认之苦——特别是与他在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期间的挚友戴望舒相比。戴稍长沈三岁，两人当年经常在沈宝基家中切磋诗艺。来了兴致时，戴望舒甚至会当着沈宝基的面手舞足蹈地朗诵起自己的诗歌来。而戴望舒对于沈宝基的才华也极为欣赏，特别是后者对于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译介。早在1947年，戴望舒便在《<恶之花>掇英译后记》一书中写道，“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但是……诗译出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但后来戴望舒以及其眼中与沈宝基并峙的卞之琳与梁宗岱三人俱声名远扬，唯有沈宝基一人虽享寿最久却也最寂寂无闻。
事实上，除了戴望舒之外，沈宝基与当时另一位求学里昂的中国学子也有着罕为人知的交谊——这就是就读于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常书鸿。二人关系之紧密从笔者所藏的一本常书鸿早年签赠本中便可管窥一二。
这本名为《当妈妈的艺术》（L’Art d’etre Maman）的书的扉页上题有赠语——“宝基、敬惠惠存，书鸿、芝秀敬赠，一九三四，二月三日，里昂”。此处的“敬惠”当指沈宝基之妻张敬惠，而“芝秀”则无疑是民国名媛、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从夫妻赠夫妻便可见出两家关系之紧密，而更为有趣的则是所赠书籍之内容。照常理，艺术家赠诗人之书当为艺术类著作，可这本书却显然与家政相关——唯一可能的解释便是沈宝基夫妇此时有得子之喜。果不其然，循此线索，笔者检得沈宝基先生之子沈今声正出生于1934年。故此书无疑应是当时正从巴黎赶回里昂参加1934年春季沙龙的常书鸿夫妇祝贺挚友沈宝基夫妇喜得贵子的贺礼。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今声后来成为一名专业舞蹈摄影家（杨丽萍最著名的舞蹈照片《雀之灵》正是沈今声于1989年所摄），用自己的镜头捕捉下了父亲当初诗句里的画面——“你的手，是要采摘风的笑，还是天上的星呢？”（沈宝基，《舞蹈》）
而就在儿子沈今声出生的这一年，沈宝基也完成了其在里昂中法大学的毕业论文——《<西厢记>研究》，并于同年4月归国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又与鲍文蔚、曾觉之等一起主持创办了《法文研究》杂志，在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树立起一面旗帜。1949年以后，沈宝基也曾因其出色的法语水平及革命文学需要而拥有过一段短暂的翻译高产期——先后译出了《巴黎公社诗选》（1957年）、《鲍狄埃革命歌曲选》（1957年）、《贝朗瑞歌曲选》（1958年）等多部作品。可随着文革到来，沈宝基夫妻立刻被遣返回家乡浙江平湖蜗居，妻子张敬惠更是因此而精神失常。文革结束后，偏居一隅、转至长沙铁道学院任教的沈宝基竭尽全力完成了人生的又一重要译作——《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可与翻译《国际歌》的遭际一样，读者们或是记住了校对者吴作人，或是记住了另一版《罗丹艺术论》的译者傅雷，但却全然不知《罗丹艺术论》这一最流行译本的译者“沈琪”（沈宝基之笔名）究竟为何人。二十三年后，九十四岁的沈宝基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老年公寓告别人世。不知老先生临走时会不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写下的一句诗：
“于是在孤独的幸福里，我有些夜的寒冷”（沈宝基，Intérieur,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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