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6日，范伟凭借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获第五十三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金马奖评委会给他的评价是：“把老舍的文字表演得栩栩如生，把诚恳演得极端可怕，又非常细腻。”
2017年11月21日，时隔一年后，《不成问题的问题》终于在中国大陆上映。
去年拿下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后，我们和范伟聊了聊，听听他对电影与表演的看法。
敏感是演员最大的优势
没有期待中的东北腔与随口而出的冷幽默，范伟与《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话平常得像一部纪实电影——这个比喻是他的原话。人少的咖啡馆里，午后的阳光落在天窗上，在范伟四周打出一道天然追光。
他讲话特别轻，普通话很标准，让人觉得再跟他谈那些讲相声、演小品的过往都有些不自然。他说：“我们现在这种聊天氛围，就特别像电影。很静，很坦诚，放在电视剧里太温和，放到电影里是刚刚好。”
他喜欢细腻入微的东西，比如咖啡馆里的阳光，比如对话时的音量，比如特别像电影的采访——这是天生的敏感。
“小时候父母吵架我都非常害怕，进胡同之前心就开始跳，推开门一看我爸妈脸上都是高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如果他们挺生气的，我心就更跳了。他们去世后，我有时跟哥哥姐姐聊过去的事儿，他们都说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
他说，“长大后，这种敏感让我做事变得谨慎，说话也瞻前顾后，生活上挺不便的；但这在演戏上的确凸显出优势，别人感受不到你感受到了，这是演员最大的资源。”
范伟的新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农场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物资需求越来越大。重庆边上有一座农场，农场主任丁务源是个八面玲珑、善于逢场作戏之人。对待农场董事，他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对待员工，他管理松散，收买人心。最后甚至不动声色赶走了苦心经营农场的新主任，让原本可以物产丰富的农场变成了中饱私囊、人人懒惰的地方。
范伟饰演的角色就是丁务源，他说：“这个人物粗看可恨，细看有点可爱，再细看就是可怕。”
接到剧本时，他刚拍完电影《大轰炸》，对那个时代的背景有一定了解。“我天马行空敞开了想，想老舍为什么把这个农场放在那个时代？怀才不遇的留洋新主任跟老舍有没有关系？然后去理解丁务源的生活逻辑，即便是一个坏人，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会觉得‘我是无辜的、无奈的’，演员就是要站在角色的逻辑上想一想问题，极端一点就是你要爱上他。”
范伟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进了剧组，想非常戏剧化地表现这种文学讽刺。第一场戏拍的是丁务源与董事太太们打麻将的场景，三太太被镜前的人挡住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我对这个处理刚开始不太理解，就去问导演，他也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两天，他在聊别的事的时候，说了一下他的想法，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他的风格，也是这个电影的风格。”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导演梅峰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也是《春风沉醉的夜晚》《浮城谜事》等电影的编剧，这部片是他的导演处女作。在范伟眼中，学者、编剧出身的梅峰有时与市场渴望的“重口味”相反，有时与演员期待的“强表现”相反，他的风格，事实上就是指温吞的表达，含蓄的演绎。
范伟突然意识到自己最擅长的“微表情”全无用武之地了，只能用一种新的表演方式来展现自己。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对丁务源来说最重大的消息就是农场新主任要来取代他，不拍脸怎么表现？我就跟导演商量能不能设计个场景，我和董事夫人喝完酒后泡着脚，微醺中听到这个消息，然后被吓醒——泡脚特别静，得到消息后突然一震，这种动和静的肢体反差就能表现人物当时的状态了。”
梅峰
戏里范伟的表演和梅峰的执导都是含蓄的，戏外两人的沟通也是如此。“我们俩挺像的，都属于有话不好意思说，先赞美对方半天的那种。”出现问题，范伟向导演提出自己的意见，导演总是不动声色，过几天在导别场戏的时候再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这是一种延时的、不当面的沟通，不见得高效，却让范伟觉得舒服。他始终避免在沟通中针锋相对，或者说，他害怕让别人觉得不舒服。30多年前，范伟借给一个朋友300块钱，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巨款。后来对方忘了借钱的事，范伟姐姐对范伟说：“你哪天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孩子。”范伟又花十几块钱买了个娃娃登门拜访，聊了半天还是不好意思说到借钱的事儿，悻悻然地回家跟姐姐说：“咱再等几天。”范伟说自己“始终绷紧了脑中的一根弦，敏感的、谨慎的弦”。
“敏感的人要一直努力维持人与人之间平衡的关系，创造平和的氛围，不会觉得压抑吗？”
对于这个问题，范伟想了几秒，如同在回忆工作中、生活中的自己，说：“不会压抑，习惯了。”
要用四步才能拧开盖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说起范伟，不再跟着赵本山的名字了。范伟仿佛有一种“闷声发大财”的本事，不经意地从小品红人转型成了电视剧演员又成了金马影帝。
10多年前他拍电视剧《刘老根》，赵本山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特点：“1993年，刚合作时，范伟在我面前是个观众，看我表演；后来算个帮忙者，我说一句他帮垫一句；后来《卖拐》《卖车》，他演‘药匣子’‘彪哥’，和我成了竞争对手，气势开始压过我。”
范伟则说，因为自己只有一根筋，所以走不了捷径。他拿起桌边的保暖水杯，一边示范拧盖子一边对记者说：“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他们拧水杯盖子拧的同时上下用力，两下就把盖子拧开了；另一种人是笨人，一定是按照纹路一圈圈拧开，要用四步才能拧开盖子。我就是笨人。”
2004年，范伟拍电影《芳香之旅》，饰演一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劳模。
“我一点别的线索没有，对那个时代的人不太理解，我就看了好多先进人物的日记、故事，甚至把这个人变成我爸爸，慢慢想我爸遇到这样的事会做怎样的反应。”那时候他刚拍电影不久，理解人物的手段就是一股脑地看书，至今他家里还有一大摞雷锋日记，都是那时为了研究先进典型用的。
这样像匠人一样的演戏方式，注定了范伟不会高产。他也不愿把自己搞得忙忙叨叨的。如今大牌演员都忙得很，忙着商演、忙着代言、忙着跨剧组拍戏，一线红人同时穿梭在几个剧组轧戏（指演员同时接拍多部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范伟也不是没尝试走过捷径。2007年，他试了一回轧戏，同时拍摄《南京！南京！》和《即日启程》。前者是满怀家国情怀的悲情戏，后者是笑料百出的小成本喜剧，“特别分裂，老沉不下来”。《南京！南京！》拍摄地在天津，《即日启程》在北京，每次拍完喜剧前往天津，范伟就在车后座靠着听音乐，“听那种特别悲情的，逼着自己把心稳下来”。
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轧过戏。他说：“我这人对待演戏天真迂腐，迟钝得有些不合时宜。”
《南京！南京！》剧照
范伟常把卓别林的旧作拿出来看，看完便觉得难受。“以前看《摩登时代》就傻笑，现在是体会到工业时代对人性的摧残，我去银行办事，或者有时候听人说话的语速，跟卓别林描述的一样。”
电影演了10多年，范伟终于觉得自己有了一些蜕变。
2003年拍《看车人的七月》，演完后他发现自己看着挺自然，自知是撕掉了赵本山搭档的标签；之后，他在《芳香之旅》《耳朵大有福》等文艺片中大放异彩，算是撕掉了小品明星的标签；他与冯小刚合作《手机》《非诚勿扰》等电影，撕掉了电视剧演员的标签；如今，他靠着一部带着浓厚历史色彩的电影和一座金马影帝，彻底撕掉了喜剧演员的标签。
蜕变是如何发生的？
范伟说：“我勤勤恳恳。”
编剧宫凯波回忆2009年拍电视剧《老大的幸福》时，范伟认为老大的人物个性展现得不够，就把自己关在宾馆房间里，不停练习、修改。有一天，宫凯波去范伟房间，范伟研究剧本已经到了天昏地暗的程度，开面就问他：“我想上厕所，门在哪儿？”宫凯波说：“他就是一根筋，一进入角色连门都找不到了。”
年纪大了、急了，作品就参差不齐
几年前，范伟去了趟四川九寨沟。4000多米的海拔，美景已经不再吸引人了，他只觉得身体受不了。“原本还想去西藏什么的，现在全放弃了。”近两年，他渐渐有“老了”的意识。
“年龄越来越大，挺珍惜能去演一个人物比较完整的戏，所以现在稍微有一点着急，一着急质量上就参差不齐。”范伟给自己拍的片子分成两类，一类叫做孤芳自赏型，就是那些观众看得不多，但他总是能晚上自己找出来再回味一下的片子；一类叫做于心不忍型，就是观众很买账，但他知道那是自己的赶工之作，“看到那些，就马上转台。”
一些投资商找他来演40多岁的人，稍微打扮一下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我怎么也过不去心里那个坎儿，电影的质感太重要了，50岁跟40岁就是不一样，这不是脸、化妆的问题，是声音、气质、眼神的问题。”
所以这些年，范伟宁愿选择在许多电影里当配角，“哪怕只有一个抢劫的情节，但人物关系够完整就是值得去演的”。前年他拍电影《道士下山》，演了一个善良忠厚又为情所困的医馆大夫，戏份不多，却让导演陈凯歌眼前一亮。电影上映时，陈凯歌对他说：“你一开机就缠住了我的眼睛，我欠你一部戏。”
“总是演配角，会有被埋没的感觉吗？”记者问他。
“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想法，就会左右自己的行为。我选择人物，不管他戏多戏少，只要他让我有感觉，他让我看到他的逻辑，我就去演，可能这就是大家对我印象还不错的原因吧。”
“我觉得我就是挺厚道的，可能同样的机会，一个是鸡贼一个是厚道的人，大家都要把机会给厚道的人，这就是傻人有傻福。”他常认为，这世间欠了你的总会在别的地方补回来。比如，他觉得自己说相声没天分，最后靠着小品走红了；比如，他离开小品界不上春晚了，结果演了10多年戏做了无数配角最后当了影帝。
“比如，我长得不怎么样，但老天给了我一个特别帅的儿子。”这是他难得在生活中开玩笑的时候。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