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怎么样看中国的未来？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往哪个方向走？我一直在反思，怎么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实，我们的文明怎么发展。
历经四个阶段，包容使中国更强大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文明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传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佛教传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有一百五六十年了。
如果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博鳌论坛上提倡要进行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要对话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质性问题，否则没办法去深刻对话。
中国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我认为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到朱熹的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类似宋朝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来。这个是老问题，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这也是近代以来一直所争论的。李泽厚先生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体，中学为用。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觉得，如果意识到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进来以后的历程。我们已经到了新的时代，这是今天的大背景。
亚洲价值观，不能照搬西方道路
20世纪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不仅如此，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也开始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
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观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现在中国崛起了，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现在讲自己的中国模式，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中国如果对西方能够有威胁的话，就是中国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观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中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它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旦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日本犯了错误，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采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机制都是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我自己对新加坡比较了解，觉得完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
塑造中国价值要找到三个传统
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一价值观体现在一套制度上。
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本文摘选自《中国期待一个怎样的未来》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