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醉驾入刑”也并不那么绝对。近期，在浙江温州，一名男子醉驾并与他人发生碰撞，在自愿完成30小时社会服务的前提条件下，最终拿到了检方“不起诉决定书”，避免了锒铛入狱。这成为全国范围内首起醉驾之后，通过社会服务换取不起诉的个案。
“醉驾不起诉”并非没有依据。今年5月，最高法出台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其中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今年1月，浙江省公检法联合印发《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规定了“醉驾”从重的8种情节，而对醉驾时血液酒精含量在140mg/100ml以下且没有这些从重情节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从本案情况看，这名男子并没有“醉驾”从重的8种情节，比如，造成他人轻伤及以上后果、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等；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39mg/100ml，也在“从宽处理”的范围之内。
浙江公检法部门的《会议纪要》，可以看做对最高法《指导意见》的具体细化，是“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等抽象规定的“落地”，不无创新价值。
但也要看到，这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创新，也可能会产生“网开一面”的风险。
比如，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就已经属于醉酒驾车，血液中酒精含量139mg/100ml还能“从宽”，确定这样的标准，科学依据何在？
再比如，“醉驾不起诉”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接受检察官建议，自愿完成社会服务30个小时”。但是，将公益服务作为醉驾“不起诉”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并没有见诸《刑法》和《刑诉法》，唯一的依据，仅是瑞安市检察院《关于“醉驾”案件实行购买公益服务落实不起诉的意见》。
“醉驾入刑”6年多来，成为法律影响生活的一个重大拐点，在有力遏制酒驾、醉驾行为，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来，从高晓松到郎永淳等名人的相继入罪，彰显了刑法的严厉性，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另一方面，法律的确应当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动，各地推动法律精细化，避免“一刀切”个案不公平，体现刑罚科学性，值得肯定。但还应谨防司法创新“步子过大”，削弱刑罚严厉性，让“醉驾入刑”名存实亡。
“醉驾不起诉”的试水，值得关注，也需更加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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