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
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陶渊明出任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又因儿子“稚小”，“自给为难”，便遣一力助其“薪水之劳”，并书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身为县令的陶渊明，为了顾惜孩子生活，派了一名奴仆帮助家里干活。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想着自己孩子的同时，还能够想到所遣之“力”也是他人之子，要求儿子不能以主人的尊贵而鄙视地位低下的奴仆，而要善待奴仆。对这件事，黄庭坚赞许说：“此所谓临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如此人本主义思想，着实难能可贵。
“善下斯为大，能虚自有容。”临人而有父母之心，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同理心”“换位思考”，凡事多替别人考虑，真正理解他人、体恤他人。这不仅是一种大爱情怀，更是一种领导艺术，由此生成的非权力影响力，比任何东西都弥足珍贵，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感染人、打动人。
为官者，待下者当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唐代官员何易于为益昌令时，刺史崔朴尝带众多宾客乘春自上游至此，想索民挽舟，易于以百姓耕蚕为重，隙不可夺，即自腰笏，引舟上下，甘当充役；北宋张忠定处理完政事退出议事厅后，发现一随从思想“开小差”，问而得知其母久病，其兄未归，便派一人前去照应；明初礼部尚书薛瑄推崇“视民如伤”，“每欲责人，尝念此意而不敢忽”。这些嘉言懿行，在历史的长河中泛起人性的阵阵涟漪。
“以情亲之，则木石知感。”窦婴为将，能置金于廊下，任士卒取之；吴起领兵，卒有病痈者，便亲自吮之；任迪简怜下，赴宴时误被军吏醋酌，因恐罪及其而强饮，最后吐血而归……这些居上者，对下知痛痒、知安危、知诉求，视如自己“子女”一般，得到部属以死相报亦在情理之中。
“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印。”官兵一致，尊干爱兵，视战士如手足，一直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纵览军史，革命前辈从来都是把关心爱护战士当作天大的事来力行，把无视战士冷暖当作最严肃的事来对待。长征途中，贺龙在雪地为救一名冻僵的战士，解开衣扣将其搂在怀中，为其含雪喂水；朝鲜战争中，彭德怀曾怒吼过拎醒睡觉士兵的警卫排长：“你不爱兵，就没有当干部的资格！”和平建设时期，杨业功体恤下情，出差时和下属同睡一屋，干活时与官兵同挖一条光缆沟，演练时与战士沐浴硝烟同甘苦。
将心比心，常常理解别人的难处；推己及人，常常念及部属的成长。前辈军人这种“善下”的崇高思想境界和优良作风，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成为爱兵的模范、官兵心中的“自己人”。如今，却有个别同志似乎还不太明白其中道理。有的往往把自己看得很高，信奉“做官就要有官样儿”，说话直打官腔，做事爱摆官谱，“关爱官兵”是讲得多做得少；还有的“上下”分得很清，眼睛长在头顶上，“关爱官兵”变成了“巴结领导”。其结果，只会失去官兵信任，造成关系隔膜，影响团结和谐。
善将兵者的一大法宝就是以情带兵。有人说，90后、00后的兵不好带。事实上，不是兵不好带，而是带兵人没有付出真情，没有以父母之心带之。就拿新兵来说，在家里有父母的精心呵护，如果到了军营得不到父母般的关心关爱，适应期中肯定有所不适。“一枝一叶总关情。”带兵人应该像父母一样，用赞赏和包容看待每一位新兵，用爱心和耐心为他们的成长浇水施肥。如此，必能带出扎根军营、献身军旅的优秀战士。
“得众在于下人。”领导干部若能内守廉平之性，外存忧恤之心，把官兵放在心上，当成亲人，必更能激发万人如一的昂扬之气，凝聚起同心共筑强军梦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