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来秋去，寒来暑往。一年多的光阴转瞬即逝，回首无数次灯下的场景，颇有感慨。一老一少两个壳郎头凑在一道，为某字的写法争得脸红脖子粗。回过头来，又各自搬出各自的工具书做后盾，再争，直至取得共识。多少个夕阳下，胥江边三两人影，为李超琼日记中的某字、某句细斟慢酌，苦思冥想，终于灵光一现，赶紧回家在浩瀚史籍中寻找出处。记得在校勘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记时碰到一句“则同僚皆欲赋胡为乎泥中也”，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从何处下手断句。赶紧查资料，终于发现《诗经》上有“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恍然大悟：天下着大雨，文武官员们在泥泞中跪地磕头，衣服上沾满泥水，嘴里自然要嘀咕“怎么会在泥水中呢？”蓦然回首，疑惑即刻化解，莞尔一笑，那滋味非亲身体会无法用语言形容。终于，《李超琼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到宣统元年闰二月）出版问世了。

本书虽然名之曰“日记”，但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它为研究晚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及社会风土人情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书中对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均有细致的记载，大可补充史传的不足。书中对晚清官场礼节、人员交往、近代要人的行踪、大江南北的教案、庚子兵变等都是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亲历参与的，可信度极高。

一

李超琼是一个县令“专业户”，先后在溧阳、吴县、阳湖、江阴、元和、无锡、南汇、上海等地做了九任县令。《清朝通典》规定：“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朝廷对县令“寄以地方，寄以百姓，寄以城池府库，寄以钱粮征收。”尽管是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却是直接管理百姓的“临民之官”，直接关系到朝廷政权安危， 辖区民生兴衰，因而“责任尤重”。出身贫苦农家的李超琼，从小就立志做一个受百姓欢迎的好官。几十年为官理政，其政绩观由最初的一心追求建功立业逐渐过渡到为百姓踏踏实实做事，认为“做官须担粪桶者说好，荣于戴纱帽者说好百倍”。尤其是在其最后几年为官当中，对民与官的关系提出了“诚石如其山也”，也就是石与山的关系，有山必有石，有石才成其为山。进士出身的李超琼，深谙《诗经》“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在溧阳任上，他曾自撰了一副春联：“此身从田间来，久与穷檐同疾苦；尽诚乃分内事，愧无善政答升平。”民本思想跃然纸上。

事实上，李超琼是一个顾怜百姓的好官。所到之处，总是修路铺桥，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他提出“水利修，则旱有所资，潦有所泄”。元和任上，修筑了金鸡湖上的“李公堤”，疏浚了章练塘镇市河、陈墓镇市河。在南汇县任上，面对年久失修的海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他不辞辛苦，出钱出力，亲历海塘边救灾济民，对各地的堤岸“尽行修固”，疏浚都台浦河，根治海潮带给百姓的危害。在上海任上，“尤注意水利”，力主疏浚马家浜、华漕㳠河、蒲肇河。

他重视因地制宜、务农兴农。在江阴任上，看到江阴多丘陵地，动员村民多种苗木果树。“又以山左所出草帽边一物，近年外洋销售价至百余万金，而其物乃麦草所成，谓可教民学习，以佐生计”。在灾荒之年，积极向上峰要求减少或免除百姓的赋税，有时甚至不惜冒犯上司，置个人荣辱得失于不顾。在靠天吃饭的岁月里，久晴不雨、久雨成涝，都将会影响农事。李超琼每每遇到此情，动辄就是整日整夜地烧香磕头，向老天求情，祈祷老天保佑子民风调雨顺。在其二十多年的日记中，这种情形时常可见。

江苏巡抚程德全在为李超琼年谱作的序中，夸奖李超琼“息息以民心为心”，“视民如家人父子，置一身毁誉于度外”。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评价李超琼居官为政“不阿长吏，不欺细民，惟日孳孳，以闾阎之休戚为休戚”。这些评价十分精当。普通百姓在李超琼调任他县时，多次赶过去送“兴学育才”匾、德政牌、万民伞，为他立“去思碑”。曾有一孝廉为他写诗：“公去我民思，公来我民贺。可奈一年中，春风吹已过。”元和车坊的村民则在李超琼调往他地时送一袋荸荠，李超琼坚决不肯收，村民则说：“余小人，以微物献前父母耳，数十里而来，何能见弃？”这些人都是陌生人。

二

李超琼自己是从四川大山沟里考出来的，读书翻身，也是他从小就受到的教育，故而在为官一县时非常注意兴教办学，十分重视教育，以倡导办学为己任，“凡可造之少年，必激励期成就之，亦深知寒畯之难故也”。他深知教化的作用，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做过一个总结：“从新津童先生游，而知立身之当有节慨；从通渭牛先生游，而知临民之当尽诚恳”。在上海任内，得知中国公学学子遭解散，四处奔波，在自己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接济学生们银洋200元，并为向银行贷款作保以解学生们的燃眉之急。

李超琼为官时期，正值时局动荡变革。“时势如此，不能泥守故见”。虽儒家思想深入其心，但在维新变革思潮中，他也还是渐渐悟出科举之弊，故果断让自己儿子留学东洋。在即将学成之际，又向上峰请求，为儿子争取官派欧美留学的名额。为私事向上峰请求，在李超琼一生的宦途中绝无仅有。

三

《清稗类钞》评价李超琼“光绪时以名孝廉出官江苏，机辩有吏才，其折狱不规规绳尺，常奇妙出人意表。”力求司法公正，不冤不枉。在江阴审理陈兆麟案件，尽管上峰要求严判，但李超琼细致调查后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事，坚决不判，“以风宪之官而为人嗾使，乃欲区区为作鹰犬，自问良心尚在，不能毒无辜以阿大僚也”。他在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释一久羁之囚，为赖任内所押者，求其罪而不得，遂去之。初为大快，既而又大惭，我为何乎？而粗乃不知省也，罪矣！”疑罪从无，知错就改。

在元和任上，“县为省城附郭巨邑，与长洲、吴县分治省会，政务最繁，吏役之骩法舞文，尤未易收抉。莅任之后，密察而勤考之，摘发皆出若辈意外，渐乃知所忌惮，仍随时随事劝诫殷勤，奖其率者，惩其不变者，始皆惕然、忻然，不以殃民为得计”。（见杨葆光《合江李公紫璈年谱》）

“木工姚荣廷者，缫丝二十八两有奇，色黯甚，出门求售，而即为委员所获，路人均为不平，门官出为排解，委员得脱，而委员诡辞耸听词，连门官及兵交县讯究，将成巨狱。公廉其情，屡以小民苦累、兵弁屈抑状为上台言之，终以先入之言为主，不之听。会姚父及邻右咸来赴诉，公谓丝缫于家，既非包揽，售未出城，亦非绕越，况与委员所称获到纯白之丝三四十斤之数不符，遂释荣廷，而还其丝。主厘局者闻之大怒，而公以民故，虽参劾不惜也。”（见杨葆光《合江李公紫璈年谱》）

对于违法犯罪，李超琼主张严刑峻法，但他并不仅仅限于此。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有载：每次执行斩决后，都要去庙里行香，“每遇此事，皆默祷于神，冀启牖愚甿，改恶从善，庶以成‘辟以止辟’之治，为‘刑期无刑’之休焉”。

李超琼的好友萧廉甫曾有这样的评价：“紫璈器识宏远，可胜重任”，还特别指出李超琼“交游亦甚审择”。“春风三月闲庭院，内子行厨我应门”。“素性淡泊，所往来皆悃愊无华，留心民瘼，不以得失介怀之士”。 （见杨葆光《合江李公紫璈年谱》）跑官买官、请客送礼、吹牛拍马、任人唯亲等等恶劣的官场生态，李超琼深恶痛绝。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他在京城等待分发之际，面临着求官、拜望名人大官之局，初二的日记中他不禁感慨：“自笑绝无干求觊望之心，几疑于遍谒朝贵。然际叔末之世，内外嚣然，皆以营私骛利为得计，二三贤者犹兢兢以君国民生为念，且怀下士之心，于此而必执王前。士不前之见以自高，已非济世之志，况厕身仕途，久居下吏，更何高亢之可言？特自问无钻刺夤缘之心，正不妨以多识名流为幸。盖可言而与之言，于世或亦有裨也已。”饱读四书五经，胸怀济世大志，李超琼只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了。

四

为官一方，良好的社会风气十分重要，李超琼十分重视移风易俗，戒赌缉盗，弘扬正气，打击邪气。

刚到溧阳任上时，形势十分严峻，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客民之自江北、皖、豫、两湖来者埒于土著，积不相能，动辄生衅构讼。而赌博、盗劫之害尤炽，赌风以土民为最，自城厢市镇，以至四达之路、孤僻之村无在不有，昼则支架撑棚，夜则燃烛列炬，名目张胆，习为固然。官禁偶严，即联舟水乡，毫无忌惮。外则衿棍包庇，内则丁役分肥，历任均有无可如何之势。”（见杨葆光《合江李公紫璈年谱》）这样的烂摊子，对李超琼是个考验，他没有退缩，智取赌头武生，一连捣破了多个赌博窝点，严刑峻法。“一时，诱赌、嗜赌之徒始悚然，知敛迹”，煞住了赌风。溧阳地处苏、皖二省交界处，地形复杂，行政松弛。“犬牙交错，久为萑苻出没之场。夜劫于此，朝窜于彼，缉拿甚不易。前任皆老病，视事捕务尤弛。”民不安枕已有五六年。李超琼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缉拿盗劫之徒。实行重奖，对抓获盗犯、劫匪的捕役给予奖励，鼓舞了士气，“匪党颇视余境为畏途”。再施以保甲制度，连环互保，“盗风乃由此渐熄”。

大力表彰拾金不昧、见义勇为之举。在江阴任上，为前明忠诚不二、誓死不事新官的无名小卒树碑立传。为乡童周锡君、农民邹根全捡拾了他人遗落之钱，马上还去，不图回报，“各给联匾，以为答励”。一乡下老妪，八十有八，其儿媳、孙媳“三世寡居，贫不能自存，而贞志不改”，李超琼书“一门节孝”，“字旌其门，给以馈岁资”。在上海任内，顾姓市民勇抓歹徒，不幸身亡。李超琼知悉后，积极为其申报、请奖，甚至动用私人关系为顾姓特事特办，大力弘扬其见义勇为精神。

五

李超琼还是一个颇具外交战略眼光的县令。

早在辽东随军作幕僚时，他就对朝鲜、日本的情况十分重视，经常咨访往来的通事商贾，极力收集朝鲜、日本的相关地图，并不断加以更新、完善，使清朝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得到强化。直至李超琼已到阳湖为令，“余念客辽中久，东陲形势向颇熟悉，日本之亟争朝鲜也。其心必叵测，倘不预为之计，严为之防，藩封果失，而欲恃鸭绿江为界，画凭以防守，则势无可恃，而害有不胜言者。因于七月中，条上《防制倭夷》一策，为三千数百言，陈之抚部奎公、廉访陈公，盖廉访公方奉召募军北上也。廉访旋寄语，欲余面谈。八月初，因入省一行，复因其垂问拟上四条，深以二祖以上陵寝为虑，谓朝鲜万不可失，内地万难为防，指陈沿边险隘要害及添募马队等事。陈公深韪之，时平壤尚未失也。至十月，而我军一溃再溃，敌已深入，九连城、凤凰城皆为倭所踞，其内犯之路皆前策所陈及者，不幸多言而中，可悲已！”（见杨葆光《合江李公紫璈年谱》）

在江阴时，刚到任即拜会外国传教士，他们在中国说华语，穿华服，甚至学清人留辫子，李超琼深有感慨，“时事至今日，吾既不能闭关绝约，与异域之人严限制，则酬酢来往在所不可已者，且亦柔远之道宜尔矣，岂自贬乎哉？”虽不情愿与那些洋人打交道，但从大局出发，还是要去。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当国势孱危，外患类由教案而起，委曲求全，正有不得已者，虽物议，又奚恤乎？”

在无锡县任上处理华商与洋行的蚕茧纠纷时，面对洋人的咄咄逼人、蛮横无理，李超琼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运用智慧巧妙地破解纠纷，充分显示了其老辣的外交手腕和丰富的治理理念，又维护了国人百姓的尊严。

在元和县任上，作为地方主官，参与了青阳地通商场的谈判、丈量工作。一开始，日本要求划给一千三百多亩，通过艰苦的谈判，实际只得到四百八十多亩。对通商场内的坟墓，李超琼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理应敬畏祖先，妥善保护；对于拆迁的民屋，原来一间草屋只给钱“十二千文”，经过谈判，百姓最后拿到手每间二十千文。

光绪三十三年，李超琼六十二岁高龄了，上峰考虑到上海“当四达之冲，二十二行省之人或去或留，良莠不一，无头命案月数数见，华洋杂处，交相串结，至于侮辱，每至酿事”，调李超琼任上海县令。他“处以静镇，平心论事，以安内攘外为心，而亦不露圭角。俄、日议和之后，日本人在沪之不逞者往往来预民间事，公峻拒之，其于地方有利必兴、有害必除。绅董皆得所禀承，邑无废事，冠盖往来，酬接之繁，不卑不抗。”（见杨葆光《合江李公紫璈年谱》）

最有意味的是李超琼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中有关西藏问题的论述。当天是瑞典领事馆举行招待会，欢迎其国名士司门挨丁。“闻挨丁学识素优，近游西藏数年，于藏内山川、形势、土风、民俗、物产、气候考察最详，手绘舆图九十余张之多，至为精核，因是为英、俄两国及藏蕃所忌，欲致之死。而日本政府已电令驻沪领事永泷币聘之，用意殊为叵测”。而当时满清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理极松，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人员极度缺乏，只是依赖达赖进行管理，而“达赖终有异心，未即弭服”，“若能罗致挨丁以备顾问，则用威、用德较易识所措手”。李超琼积极向上峰汇报，然而没有效果，李超琼则“一再譬解之”，上峰才答应继续向上反映。

六

曾国藩曾在一篇公牍上这样写道：“居官以廉、正、勤、明为要。以廉、正为本，以勤为用。惟明字不易言，须学问、阅历兼营并进，自有此境。或谓明由天资，非有志者。”这段话用在李超琼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他的好友杨葆光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又有长期在地方州县担任牧令的经历，他对李超琼的评价：“历任二十年，故里未增一亩之产”，“身后不名一钱”。

李超琼的日记，语言平实，行文流畅，加之以端庄秀逸的行书小楷书写出来，一路看来实在是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然而，在点校过程中，却始终感到很压抑，尤其以他晚年时期的日记为最。一是他是一个大孝子，自从丧母后，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始终沉浸在悲痛之中。二是他总是处于贫困之中，官越做越穷，某种程度上讲，他就是穷死的。从江阴到吴县，到南汇到上海，这些地方都是江南富庶之地。曾有言“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但李超琼“处膏不润”，到过世之时，“公私亏耗至巨”，“几无以为敛”。可悲可叹！甚至有上峰要提拔他时，也因为巨额亏空不得不搁浅。但他从不言贫，一向淡泊钱财，更耻于敛财。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谈到与前后任的交接时，“余素喜以计利为耻，历任接交，未尝图占便宜，因不免有吃亏之时，而亦固所不悔，以先人所训，早有‘不妨吃亏’之语也。”他自己也在总结贫困的原因，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六日记中有一段话，“自顾一赤贫之士，作令二十余年乃竟如此。他人得一二任，遂以致富，同寅辈之腰缠巨万者，不胜偻指。数区区独若是，果何故哉？”

本书得以出版，无疑得到许多师友的帮助，尤其是古吴轩编辑们认真细致的工作，深表感谢。于古籍一道，全凭兴趣使然，兴之所至，读几本，做几本，亦意趣阑然。偶然机缘，得以点校此本，那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是新奇的。但更多的是惶惑，嘴上不敢说，心里可真是惶恐万分，忐忑不安。由于学识浅陋，经验欠丰，加之时间仓促，书中肯定有不少讹误，十分遗憾，姑且留着吧，期待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