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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与才路

言路关乎集智,才路关乎用贤,两者大有关联。广开言路,不仅能发挥贤者之才,也有利于发现人才、鼓励人才、留住人才。

吉顼与武则天曾有一番关于“和泥”的对话,颇有妙趣和深意。

吉顼问:“水土各一盆,两者有纷争吗?”武则天说:“无。”吉顼说:“把水和土和成泥,会有纷争吗?”武则天说:“无。”吉顼又说:“把泥分成两部分,一块塑成佛祖,一块塑成天尊,会有纷争吗?”武则天回答:“有。”

吉顼“和泥塑像”的谏言,阐述的是皇族外戚各有区分才能相安的道理。那时,一场抵御突厥南侵的战争刚刚打完。尴尬的是,开战前征兵,诸州应募者寥寥。任命太子李显为元帅后,“吏人应募者,日以数千”。吉顼是很有才干的大臣,假如他这番有预见、有智识的话起作用,皇族外戚“两不安”的局面或许能缓和一些。

言路关乎集智,才路关乎用贤,两者大有关联。广开言路,不仅能发挥贤者之才,也有利于发现人才、鼓励人才、留住人才。反之,堵塞言路,则往往使未曾发现的人才望而却步、退避三舍,使已经得到的人才心灰意冷、噤若寒蝉,这无异于堵住了才路。

韩信亡楚归汉,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然而,初到刘邦帐下,韩信同样不受重用,这就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之事。再次向刘邦举荐韩信,萧何提了两条建议:只授予他一般的将军,是不够的;大王向来不重礼节,但拜他做大将军,就必须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刘邦依了他。事实表明,韩信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为刘邦夺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唐新语》中载,开元年间,张九龄曾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裨将安禄山频频失利,奏请将其定罪。安禄山被执送到京师后,张九龄与他进行了长谈。随后,张九龄上奏李隆基:“禄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没想到,李隆基不但没有同意,还提醒张九龄莫要“误害忠良”,甚至对安禄山“加官爵,放归本道”。

安史之乱后,李隆基避难成都。回想起张九龄的先知先觉、忠心直言,他十分后悔,称张九龄是“正大厦之柱石”“昌帝业之辅相”,并派人到韶州九龄墓前祭奠。历史不能假设,张九龄的高度清醒与李隆基的追悔莫及,把深刻的教训留给了后人。

开窗不怕进沙子。如果因为担心进点沙子,就把清新的空气挡在外面,那就会因小失大。当年,房玄龄向李世民推荐杜如晦,称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听完房玄龄的详细介绍,李世民大惊:“尔不言,几失此人矣!”在征讨四方、实现一统的战争中,杜如晦参谋帷幄、决断如流,立下赫赫功勋。

贞观初,杜如晦被任命为右仆射,李世民又告诫他:“你身为仆射,应该大开耳目,求访贤哲。如果忙于琐碎事务,目不暇给,又岂能为我求贤呢?”贞观朝开创封建历史一段鼎盛时期,与当时言路通、才路通,从谏如流、人尽其才是分不开的。

“有不竭的水流,就会有溯流而上的生机。”通常来说,言路畅通,才路就会通畅。当然,这里所说的言路并非是小溪般的,而是大江大河般的。“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的这番话,深刻讲述了“广言路以求真贤”的办法。千百年来,用人制度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但这种观点和思想始终是合理通用的。

当然,不仅招贤纳士需要广开言路,加强监督也需要言路畅通。否则,辨识人才的工作量就太大了。三国时,诸葛诞曾任魏国吏部郎,谁向他举荐人才,他先把这事传开去再用。随后,被举荐者是否称职、是优是劣,连同举荐者一同进入“公议”,用大家的褒贬来作出评判。从此,“群僚莫不慎其所举”。这一招,实在是对了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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