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田湾核电站一期工程1号、2号机组远景。 东方IC 资料
中国在建核电规模领跑全球，但中国涉核法律法规体系的顶层法律、被称为该领域母法的《原子能法》至今“难产”。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核建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顾军提出议案，建议将原子能法纳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规划第一类项目，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快推动原子能法出台。
 “核能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是军民融合的重要领域。目前，有关我国核能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基本政策、管理体制、国际合作等重要问题都还没有应有的法律依据。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完善，制定一部在核能开发利用活动中起基础作用的原子能法，显得尤为重要。”  顾军提出，中国核工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不断完善核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十分重要，但目前国内核能领域还缺少统领的基础性法律。
作为核电领域的另一部大法——《核安全法》已于去年9月1日出台，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核安全法》明确了核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对核设施营运单位的资质也做出明确规定。通常而言，原子能法覆盖的范围比核安全法更为广泛。从各国实践来看，既有原子能法和核安全法并行立法的模式，也存在单独原子能法或核安全法立法的模式。在国内，《原子能法》由国防科工局牵头主推，《核安全法》由环保部牵头。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参与制定《原子能法》立法工作的业内人士处了解到，《核安全法》出台后，国防科工局组织专家对《原子能法（送审稿）》进行了新一轮讨论、修改，以避免两者在内容上的交叉和重复。修改后的《原子能法》已报送至国务院法制办。“报送到国务院法制办之后还要做很多工作，进一步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顾军在议案中称，针对核能事业快速发展、而原子能立法滞后的不相称现状，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制定原子能法。顾军认为，我国现有核法律体系已不适应新时代下中国核能事业发展需求。这就必然要求不断加强、完善核能领域立法工作，特别是要通过原子能法明确产业发展政策、军民融合等基本原则，确保安全、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核能，支持核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应用。
此外，顾军认为，随着中国核工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加快原子能法制定工作十分必要。“在与国际社会接轨中，有法可依才能确保对外合作各方的基本利益。”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开展原子能法制定相关研究论证工作。回溯历史，自中国上世纪80年代和平利用核能之初，《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展开，此后30余年里几经辗转，始终未能出台。“中国核电一直在裸奔”，成为外界对《原子能法》30多年“难产”的戏称。
此前曾有国家核安全局人士对澎湃新闻坦言，《原子能法》之所以迟迟未能出台，不同部门之间对于职权划分的意见分歧是重要原因。
1984年，国内曾成立由国家科委牵头的原子能立法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但《原子能法》讨论稿几经修改，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各部门均满意的文本。公开资料显示，1989年8月，国家科委将《原子能法(草案)》报送国务院法制局。在国务院法制局征求各部门意见时，当时的能源部明确提出了“不宜出台，应作重大修改”的意见。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核工业部改组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提出“在现行体制下不宜匆忙出台《原子能法》”的意见。
上世纪80年代《原子能法》遭遇搁浅的原因，除了当时国内核电规模有限、需求没有那么迫切之外，体制原因同样不容忽视。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彼时核工业的主管部门是核工业部，但牵头制定《原子能法》的是国家科委，两者之间的不同认识和看法不太容易统一。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成为核工业的主管部门，再次开展了《原子能法》立法工作。这一次，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经多次修改，形成了《原子能法(草案)》征求意见稿。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国防科工委，成立国防科工局。《原子能法》立法工作再度被搁置。2010年以来，在国务院法制办的推动下，《原子能法》立法工作才再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