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以中国现代史为专业的大学老师。“现在的中国究竟是怎么了？”突然被这么问时，最近常常穷于作答。另一方面，有时也会有人来拜托判读卷轴上的汉字。大家总觉得，既然是研究中国的专家，认字儿应该不在话下吧。这次披露的奇谈，原本也是从这类别人拜托的小调查开始的。
我出身于山形县庄内地区的农家。1996年末，也就是二十多年前回故乡时，老家菩提寺的住持询问，能不能帮忙调查一下寺庙本堂正殿内贴着的拓本有什么来历。那是一座叫宗莲寺的寺庙，属净土真宗，天井上贴着百余枚一尺见方的大字拓本。以前也没留意过，被这么一说，那么漂亮的拓本的确与乡下寺庙不太相配。但这座寺庙创建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并没有什么悠久的历史。住持只知道这些拓本似乎是老早以前，那位叫常盘大定的著名学者送给寺里的。
1996年12月31日所摄宗莲寺藏拓本照片
常盘是战前日本佛教学者的代表人物，生于1870年，死于1945年，宫城人，曾任教于东京大学，本人也是净土真宗的僧侣。1920年至1928年间，曾五次到中国调查佛教史迹，带回了大量照片与拓本，这些都为人所熟知。对于住持的拜托，当时的我暂且答应了，虽然也拍了天井的照片，但并没有打起精神立刻调查，就搁在了一旁。因为不管怎么说，常盘大定的资料单是拓本就非常多。宗莲寺的这些拓本，不知具体在哪里，或者还有可能并不是中国传来的，若要调查的话，也不是业余就能完成的工作。虽说我是宗莲寺檀家的晚辈，但心里想的却是——还是饶了我吧，这倒真不是假的。
常盘大定
就这样过去了十年无所事事的岁月，转眼到了2007年3月，很偶然在新闻上看到一则消息，应该是“福冈的九州国立博物馆展示最近从中国带回的巨大佛经拓本”吧。瞧见展示的拓本，那熟悉的雄浑书体，哦哦，无疑与宗莲寺天井的拓本是一样的。新闻甚至还进一步亲切解说云，这是山东省泰山山麓河岸岩石上雕刻的金刚般若经拓本。我知道露天岩石上雕刻的经文就是泰山石经，第二天便早早去翻看常盘大定的调查记录《支那佛教史迹》（1925年）。他曾于1921年去过泰山，当时带回的拓本与宗莲寺天井的拓本正是相同之物，确认了这一点，实在很令人雀跃。正所谓得来全不费工夫，什么都没做，答案却来到了眼前。
我复印了《支那佛教史迹》中有关拓本的部分，又将泰山石经的位置、年代（公元六世纪的北齐时代）以及常盘大定曾经造访彼处等事大略写了一段介绍，报告给住持，完成了十年前的作业。但虽然知道了拓本的出处，而这样贵重的拓本来到山形这样无名小寺的经纬——也就是说，有关常盘大定与宗莲寺的关系，当时还不曾考证出来。若是连住持也不太清楚寺庙的缘起或拓本来源的话，不知道这些也是没办法的事——姑且这样安慰自己。又过了十年，2017年春，宗莲寺新任住持接班，六月将举行继承仪式及法会，寺里联系说，希望能将之前拓本的故事作一回纪念演讲。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金尾文淵堂，1923），1921年11月11日登泰山，观经石峪金刚般若经。
常盘大定等人在泰山经石峪调查
这实在是绝无仅有的衣锦还乡的机会。老实说，上次调查所得，是睡梦中的歪打正着。还乡所衣之锦若与十年前一样，那未免无趣。心里默默想着，遂决定稍微认真地去调查一个月。最大的要点是常盘与寺庙的关系。常盘自己是真宗大谷派的僧侣，可是单凭这点，实在不能成为拓本被送给宗莲寺的理由。
因为宗莲寺没有关于常盘的资料或记录，因此需要改变探索的方向。常盘所任住持的仙台道仁寺、宗莲寺的本家——酒田本庆寺、据说常盘曾赠送过佛像的鹤岗豪商府邸等等……就这样，终于发现了常盘大定与宗莲寺的联系。原来常盘的夫人千代正是宗莲寺创立者、初代住持本多藏界（1843-1918）的女儿。还找到了庆祝藏界还历的纪念文集。其中不仅记载了藏界热烈传教的往事——差不多将整个村庄的信仰都从禅宗改为真宗，还收录了常盘大定赠送给这位岳父的诗。那么可以推断，娶了这位在世间热烈传教的本多藏界之女的常盘大定，曾把在中国所收佛教资料当中的泰山石经拓本赠送给了妻子的娘家——宗莲寺。那应该不是在正殿落成的明治时代后半期（19世纪末），而应该是在常盘1921年去中国调查之后，那么就是藏界去世后的事。差不多搞清楚这些事情之后，在演讲之前，我给新任住持电话，把大概内容告诉了他。新住持知道了这些自己也不懂的寺庙缘起以及寺庙与常盘的关系，表示非常感谢，称如能在演讲会上说这些内容，檀家的信众肯定会很高兴。
本多藏界
常盘大定与夫人千代（后排坐者）
有关拓本的情况，调查清楚到这个地步，按说准备已近乎完美。但我还有一点很在意。那就是常盘大定带回的泰山石经拓本，剩下的都去了哪里。泰山石经有千余字，常盘回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召开的调查报告会记录中也写道，带回了九百多字的拓本。宗莲寺所藏者，即主要贴在天井的那部分，大约百余字。那么此外应该还有八百多字。据说常盘大定的拓本收藏在关东大地震及二战中损失甚多，若果真如此，那么宗莲寺的拓本就更有价值了吧。
这样想着，就在演讲准备差不多已告竣的六月中旬，突然发生了奇迹。那就是竟然发现了常盘大定带回的泰山石经拓本的残余。而且不在别的地方，恰恰正在我工作之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泰山石经的三件拓本。那是演讲会即将开始的前三天，教授会时大家闲谈，我说在山形的寺庙里有常盘收集的拓本，这次要去那边跟人讲一讲来历。研究佛教史的同事船山彻教授闻言见告云：“提到常盘，听说他的弟子横超慧日（1906-1995，爱知县生，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大谷大学名誉教授）去世后，家人将横超旧藏的拓本之类赠给了我们研究所呢。”可以充分假设，横超旧藏的拓本中，也包括生前从老师常盘大定那里得到的东西。心头狂喜，去收藏横超所赠资料的研究室一看，果然有三件一尺见方的拓本。是“我”“无”“相”三字。虽然没有字条或笔记说明是哪里得来的拓本，但一目了然正是泰山石经。顿时浑身如过电一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常盘大定旧藏泰山石经拓本之一
6月18日，在宗莲寺的继承法会之后，于正殿内举行了演讲会。没错，正是那天井贴了拓本的正殿。演讲台的角落里，藏着我从京都带来的三件拓本。得到了研究所的外借许可，将它们非常珍重地带了出来。
天井的拓本是泰山石经，寺庙的缘起与常盘大定的关系，拓本与寺庙的关系——关于这些差不多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说：“其实还找到了这几件东西，在我工作的地方。”便取出了那三件拓本，摆在演讲台上。听众大约五六十人，里面也有我少年时代的同窗。会场自然响起惊呼，还有合掌的虔诚信徒。我也不由静默。
作为研究者中的无名之辈，我曾经进行过各种调查。对于新资料或新事实的发现，我也自负有某种程度灵敏的嗅觉。但调查内容出现这样戏剧性的结果，当然也是生来头一回。宗莲寺所在的横川，是大约仅有九十户人家、三百五十余人的偏僻村落。我小学二年级时，小学就因学生减少而与近邻的小学合并。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了这座村庄，一直生活在京都。生长于这座村庄，又成为研究中国学的一位大学教员；受这座村庄的菩提寺之请，调查来历不明的拓本珍品；经过了二十年岁月，不仅知道了拓本的由来，更不可思议的是，还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找到了这些拓本的昔日同伴，这实在是世上少有的奇遇。
宗莲寺正殿天井拓本
山形的小寺有常盘大定所赠从中国带回的拓本，我生于这座寺庙的信徒之家，因为长大后研究中国、所以在现在的研究所工作，寺庙住持请我做一个有关拓本的演讲，常盘大定弟子死后、家人将其旧藏赠送人文研——这桩桩件件，缺一环都不会有这次的奇遇。这正是初夏的小村庄里发生的奇迹般的事。
常盘带回的资料当然不仅限于宗莲寺所藏的这些拓本。以后的工作是探索、核查其他地方能看到的常盘旧藏拓本等资料。总觉得奇缘还会继续。
（本文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石川祯浩教授所作，原文刊于《图书》2018年5月号，岩波书店出版。苏枕书女士译成中文，由澎湃私家历史栏目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