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日，一年一度的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暨“中国传统绘画研究中心”2019工作年会期间，与会学者专程赴千年古刹北京法源寺寻访

齐白石遗踪。当天，

“齐白石寓居处”在法源寺正式挂牌。

民国初年齐白石北漂到京城，曾两次入住北京法源寺。入住法源寺期间，齐白石在好友以及法源寺住持道阶的提携下，扩宽了人脉，增长了阅历，加之错综复杂的湖湘人文关系网的共同推动，促成其进行“衰年变法”，并确立他在北京文艺界的一席之地。澎湃新闻刊发的此文为作者对齐白石与法源寺关系渊源的最新考证文章。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使世人皆知法源寺。他以老辣的笔锋塑造了清末民初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他们在法源寺找到了共同的交集。

小说是可以假设的，历史的真相是需要发掘的。法源寺——一座千年古刹，自唐代建立以来，不论是与佛教历史，还是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形势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代帝王、王孙贵族、社会名贤、文人墨客，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墨迹和逸事。大量的碑文、诗赋记录了历史的真实痕迹。作为北京建城史存在的可确定的历史地理坐标，可谓“北京历史文化的源点”。所存历史遗迹也是史学家研究近现代史的重要启发点。

2019年11月1日，北京法源寺，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宗性法师和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为“齐白石寓居处”揭牌。

揭牌仪式现场

一、缘起法源寺

齐白石曾两次居住北京法源寺，分别是1917年和1919年，但居住时间都不长。齐白石的日记中并未记录第一次居住法源寺的具体时间。但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回忆道：“阴历五月十二日到京，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丰米局后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复辟之变，一夕数惊。葆生于五月二十日，带着眷属，到天津租界去避难，我也随着去了。到六月底，又随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后来又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齐白石第二次因避湘乱而入京，先住好友郭人漳家，又因张勋复辟暂避天津，回京后和杨潜庵一起入住法源寺。其入住法源寺时间约为三个月。九月底，齐白石听闻家乡战事稍定就出京南下。

对于1919年第二次居住法源寺，齐白石手稿中《己未日记》则有详细记录：

“己未正月廿四日出门，行七日始到长沙......三月初二下午八点钟买车据，十一点半开车往北京。初四日早到北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摺据。”

住了半年时间，因惦念湘潭老家战乱中的父母妻儿，当年阴历九月十三日便南归。

目前可查到，齐白石的作品中确切记录创作于法源寺的共7件。包括绘画4幅、书法1幅、印章2枚。四幅绘画作品分别为《墨梅》(图1)、《旭日图》(图2)、《山水四季屏》(图3)、《砖纹若鸟稿》(图4)。

图1 《墨梅》 齐白石 轴 纸本 墨笔 1917年 北京画院藏

图2 《旭日图》齐白石 轴 纸本 设色 1919年 天津博物馆藏

图3 《山水四季屏》 齐白石 条屏 纸本 设色 1919年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图4 《砖纹若鸟稿》 齐白石 托片 北京画院藏。百年前的1919年，将欲变法的白石翁居北京法源寺，偶见砖纹如鸟，遂画。

其一为北京画院所藏1917年创作的《墨梅》，题跋“客京华法源寺”。其二为天津博物藏收藏的创作于1919年的《旭日图》，题跋有“己未四月弟齐璜制于法源寺”。其三为创作于1919年、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山水四季屏》，题跋为：“己未夏五月余三客京华。寄萍法源寺。”其四为北京画院收藏的《砖纹若鸟稿》，题款：“己未六月十八日，与门人张伯任在北京法源寺羯磨寮闲话，忽见地上砖纹有磨石印之石浆，其色白，正似此鸟，余以此纸就地上画存其草。真有天然之趣。”书法为齐良迟收藏写于1919年的楷书手札，记录了“时己未六月廿六日。白石老人记于北京法源寺羯磨寮”(图5)。印章一枚为北京画院藏“三百石印富翁”，边款刻“此石己未年居法源寺刻，庚申居前青厂补记，白石”(图6)。

图5 《楷书手札（之二）》齐白石 手札 纸本 1919年

图6 《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 朱文 青田石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印草》还收录一方齐白石赠予杨潜庵的印章“视道如华”(图7)，边款交代了齐白石移居法源寺，与杨潜庵同寓的缘由：

“余二十年来尝游四方，凡遇正人君子，无不以正直见许，独今年重来京华，有某无赖子欲谋骗吾友，吾友觉，防之。某恐不遂意，寻余作难，余避之潜庵弟所居法源寺如意寮。倾谈金石之余刻此印。丁巳八月二十八日。兄璜并记。”

此印上还有杨潜庵刊刻记录：“余未弱冠，遨游四方。孤旅鲜悰，十八年矣。比居萧寺，心迹双宗，聊宋佛说，倩白石先生制印，用证净乐云，丁巳九月潜庵杨昭儁记。”可见齐白石1917年是先借住杨潜庵所居法源寺的如意寮。1919年第二次到北京自己才花租金入住法源寺的羯磨寮。

图7 《视道如华》 齐白石 1917年

二、羯磨寮叙事

笔者多次到法源寺参观，希望能找到齐白石居住的准确位置，抑或是能找到其留下的蛛丝马迹。如意寮并没有准确的文献记载，但对于1919年齐白石曾居住过的羯磨寮，有了新的发现。羯磨，梵语读karma，也译曰：业，作授或忏悔等业事之一种宣告式也，以由此宣告文而其事成就故也。寮，是小屋之意。据此推测羯磨寮原本为寺中用来忏悔、文思的禅堂。近日从中国佛学院教务处可潜法师处得知羯磨寮为大悲院西侧院内僧舍。另据《法源寺志》记载：“羯磨寮(大悲坛左侧院内)”。《海法真源》记录：“教授寮在大悲坛右侧院内，羯磨寮在大悲坛左侧院内，廊下有一井。”大悲坛现为观音殿，右侧(东侧)教授寮三间住着德高望重的法师，左侧(西侧)羯磨寮三间现为僧人课堂。廊下并无井，问询中国佛教图书馆无心法师，被告知井早年已填埋(图8)。通过羯磨寮前小路便可到达藏经阁。藏经阁是整个法源寺最后的建筑，此处环境幽静清逸，阁前有古老的银杏树和绿荫满院的海棠。从观音殿到藏经阁，平面布局采用了“欲纵先收”的园林建筑风格(图9)。羯磨寮正是曲径通幽之处，非常适合居住生活。齐白石花八元租得羯磨寮三间是相当值得的，在当时这样的房租费用也算价格低廉。

图8 法源寺羯磨寮 齐白石曾在此居住

图9 法源寺平面图（一诚法师：《法源寺志》，五洲传播出版社）

此外，《法源寺志》中记录羯磨寮民国额联三幅。

内柱联为：

“月炳智珠洞幽烛隐，霜横慧剑荡秽降魔。同治十年腊月八日香南居士崇恩书。”

外柱联为：

“佛海励清修旃檀永护，法云垂福荫松柏长春。海祥等顶礼。”

寮内额为：

“学古有获。蓬巢吉祥题。”

有趣的是，香南居士崇恩为满洲正红旗，清皇室，素与学者、书法家交好。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书家则为清代三百年书坛第一人—湖南道州何绍基。何绍基在其《东洲草堂诗钞》卷十七到卷二十一中，与崇恩唱和的诗就达38首，这些诗既是二人日常交往的见证，也是他们深情厚谊的真实流露。崇恩的书法风格也受到了何绍基的影响。而齐白石40岁前所写书法风格也是一番酣畅淋漓的“何体”行书。《白石老人自述》中谈到齐白石

“起初写字，学的馆阁体，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看到了沁园、少藩两位老师，写的都是道光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我也跟着他们学了”。

时隔十年，当齐白石入住法源寺时，每日看到羯磨寮柱上挂着何绍基体书风的对联，又会是怎样的心境。

入住法源寺的齐白石，除每日作画写字刻印外，多是到琉璃厂南纸铺卖画刻印，并挂了润格，开始鬻画生涯。他说：“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庙内，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那时物价低廉，勉强还可以维持生计。”其实刚来京城的齐白石，一是为了躲避湖南湘潭家乡的战乱和兵匪的骚扰;二是考察北京的艺术市场，以及与在京的湖南同乡建立起新的联系，以便为以后长居北京做长远打算。齐白石选住法源寺，应是出于地理位置的考虑。

法源寺位于宣南区的中心。宣南文化区形成是在清初期，清政府实行汉旗分城而居的制度。八旗子弟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在宣武门以南，外城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和士子为主要居民的“宣南”地区。文人会馆也多产生在宣武门外一带，也是同乡会聚场所，形成了庞大的“宣南会馆区”。法源寺距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仅500米，离湘潭会馆1.2公里，离湖广会馆1.5公里，步行到琉璃厂也在半小时以内。

早年在京的湖南会馆主要服务于进京赶考的同籍士子和同籍官员。以湖南当地先贤为榜样，给参加考试的湖南士子提供精神支持和物质保障，助其争取金榜题名。民国后，在社会巨变的影响下，在政府明文政策的规定下，北京湖南会馆逐步演变成了同乡会组织，凡是同乡人士均可以在会馆居住。民国时期，随着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动，北京的湖南会馆参与到“辛亥革命”“驱张运动”和“维护水口山矿权”等政治和经济运动中。孙中山曾五次到湖广会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湖广会馆进行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齐白石好似并未受到政局的影响，反而在乱世中找到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他与门人张伯任在羯磨寮闲聊，发现地上砖纹有磨石印之石浆，其色白，像一只小鸟，便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元书纸画了这只小鸟，留存其草稿，并在小鸟翅膀处写上“真有天然之趣”六个字。也只有如孩童般真挚的眼睛才能发现自然中的美。齐白石正是这样，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保持了天然未加修饰、毫无矫揉造作的心态。在仕途的选择上，齐白石也一再表示决不做官。他入住法源寺后所记的第一篇《己未日记》，还以儿童式简笔法画了四幅居法源寺的图稿。一幅画一城楼，后面是两股滚滚浓烟，观之不知何故，日记上写：“己未七月初八日游城南游艺园，远观晚景，其门楼黄瓦红壁，乃前清故物也。二浓墨画之烟乃电灯厂炭烟，如浓云斜腾而出，烟外衡染乃晚霞也。”读之才恍然大悟，齐白石真实地再现了民国初期的工业污染(图10、图11)。

图10 《己未日记》第一页 齐白石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图11 《己未日记》第二页 齐白石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其二画远山如黛，鸟儿归林，前排芦苇一丛，白石写道：“北京将晚时远观晚景。”(图12)其三画小屋一间，屋门口一小人向外张望，地上浓黑墨点纵列排布。上题：“此地贫居老萍愿家，为己未七月初八日有京城外归画此。此大墨点秋来之红胜于春花，问污土人知为铁扫帚。”仿佛画的是自己在羯磨寮居住时思家的心情(图13)。其四画于湖南胡、姚石倩去社稷坛(中山公园)游玩看到黄昏时的公园情境，题有“时值黄昏，余霞未减，树影朦胧。余删去闲人游女，以之境画止成图，恐观此者必谓大非公园。因作是记。己未七月九日，白石老人居法源寺，时槐花正开”(图14、图15)。

图12 《己未日记》第三页 齐白石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图13 《己未日记》第四页 齐白石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图14 《己未日记》第五页 齐白石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图15 《己未日记》第六页 齐白石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此外，《己未日记》还记录齐白石发生在法源寺的其他趣事，如他得到了一串法源寺僧人送友人，又转赠他的六道木珠串，齐白石无比珍惜，“物虽贱，来路远，可不弃也”。

三、交游广记

法源寺的地理位置当然也决定了齐白石的交游范围。《白石老人自述》中称，1917年齐白石在法源寺，除易实甫、陈师曾二人以外，又认识了江苏泰州凌植支，广东顺德罗瘿公、复勘兄弟，江苏丹徒汪蔼士，江西丰城王梦白，四川三台萧龙友，浙江绍兴陈半丁，贵州息烽姚茫父、张沧海，还认识了两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阶，一是阜成门外衍法寺的瑞光，后来拜齐白石为师。旧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贻、樊樊山、杨潜庵、张仲飏等。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

这里需要重点提到两个人，一是杨潜庵，一是道阶。

齐白石入住法源寺跟杨潜庵有着莫大的关系。杨昭儁，字潜庵，室名净乐宦、环碧草堂，湖南湘潭人。其父杨芷生，为何绍基的高足，同治、光绪年间以书名称湖南。杨潜庵受父亲影响，擅长篆刻，精鉴别，富收藏，善篆隶，楷书学六朝造像。大约1913年开始久居北京，民国初曾任总统府秘书。同为湘潭人的易宗夔著《新世说》，这样夸赞杨潜庵

：“日者偶过法源寺僧寮，遇一能书者曰杨潜庵，询其渊源，则幼承庭训，学书从钟鼎篆隶入门，而尤得力于郑道昭，复与李梅庵、曾季子相往还，商确碑拓，其论书每有独到处。”

杨潜庵与齐白石同为王闿运的弟子。杨潜庵去江南任职，王闿运还作《送杨潜庵从事江南》一诗，并告诫其

“才易财难世所知，几人橐笔共干时，通家那用诗为姕，去国难凭字疗饥。岂有热心求立宪，祇愁冷眼更嗟卑。江南正谒骚坛主，拂试尘埃定赏奇”。

都是老乡，又为同门师兄弟，齐白石和杨潜庵，二人同住，必定是心有戚戚焉。齐白石曾为杨潜庵刻了一大批印章，仅荣宝斋出版的《齐白石印影》中就收录23枚之多，如名字印“杨昭儁”(图17)、“叔子”、“杨叔子”、“潜庵”，收藏印“阿潜眼福”(图16)、“杨昭儁观”、“净乐宦藏”、“阿潜欣欲”、“杨潜庵藏”、“昭儁奉贻”，闲章“净乐无恙”“歌事遂情”“枕善而居”“视道如华”等。齐白石还刻了很多“阿潜”“阿潜书画”，如此称呼可见二人关系亲密。再如其刻的“杨昭儁印”，边款题：“余刊印每刊朱文，以古篆法作粗文，欲不雷同，时流品中多昧。潜庵弟虽不能刊，能深知矣。”可知齐白石以杨潜庵为知己。

图16 《阿潜眼福》 齐白石 1917年

图17 《杨昭儁》 齐白石 1917年

“枕善而居”印章(图18)边款云：“余尝游四方，所遇能画者陈师曾、李筠庵，能书者曾农髯、杨潜庵先生而已。......潜庵赠余书亦多，刻石以报，未足与书法同工也。丁巳七月中，齐璜并记，时二十日，由西河沿上移炭儿胡同。”又可见齐白石对杨氏书法艺术的肯定，二人互赠书印，切磋技艺。此外，齐白石还为杨潜庵作画多幅，如《花鸟草虫册》八开，以及为其三十七岁祝寿时画的《墨梅》。

图18 《枕善而居》 齐白石 1917年

另有齐白石与陈师曾、姚华等一同画《秋馆论诗图》(图19、图20)赠送杨潜庵。杨潜庵的自刻印集有《净乐宧印存》。从齐白石为其刻的“净乐无恙”(图21)边款可知杨潜庵在法源寺的居所称为净乐宧。边款云：“余居京师法源寺，李道士曾言：余居曰净乐宧。丁巳五月南游沪，濒适都门，仓促战起，以为所蓄碑拓印后糜有孑遗矣。及返而寺斋无恙，亟制此幸。齐璜刊，潜庵自记。”杨潜庵还曾于1932年为陈师曾、姚华刊印《姚陈印存》。在陈师曾手稿中还有写给杨潜庵的信，探讨拓印的经验。杨、陈、齐经常在一起交流印艺。陈师曾也为杨潜庵刻过很多印章，其中不少有齐白石边跋。关于齐白石与陈师曾的交游可能从杨潜庵处开始，在众多文章中有提到，此不赘述。

图19 《秋馆论诗图》 齐白石 册页 纸本 墨笔 1917年

图20 《秋馆论诗图》 姚华 册页 纸本 设色 1917年

图21 《净乐无恙》 齐白石 1917年

另一位决定齐白石能否入住法源寺的重要人物为道阶法师。他在齐白石入住期间为法源寺住持，是齐白石日记中经常提到的人物。如《己未日记》提到1919年农历五月五日，道阶请齐白石吃素斋过端午节。还有道阶曾借过齐白石大约一百元大洋，并如数归还。可见齐白石与道阶关系并不寻常。

道阶法师在民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其为湖南衡山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衡阳智胜寺出家。早年曾受到寄禅法师(八指头陀)开示。1909年受清一法师的劝请，在北京弘慈广济寺，接志果法座。1911年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佛教僧林会。这年冬日，法源寺住持志果退位，由僧录司呈内务府，奏请钦定道阶为法源寺住持。时任住持的道阶法师为法源寺乃至中国佛教事业做出过极大贡献，他在法源寺所做传戒、纪念佛诞等佛事活动，在当时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他还主持完成了《法源寺志》稿本、《北平法源寺沿革考》、《新续高僧传四集》的撰写工作，这些著述成为研究法源寺的重要历史文献。

民国时期的法源寺通过道阶的努力，逐渐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也成为湖湘文化圈北京集会之所。

1912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肇建时“提拔寺产，兴办学校”的口号在社会上酝酿，全国寺庙受到威胁。为了安定佛教，德高望重的寄禅法师联合十七省僧侣，在上海设立“中华佛教总会”，在北京法源寺设机关部，由道阶任机关部部长，在法源寺设立“法师养成所”，教育僧徒，培养人才。后来湖南宝庆发生了地方人士抢夺寺产，销毁佛像的事件，当地僧侣联名奏请北京内务府，请求复文，内府置之不理。寄禅遂来京交涉，由弟子道阶陪同赴内务府，争辩良久，无果而散。道阶又不顾戒期未满，去拜访总统袁世凯与总理赵秉均。结果第二日寄禅便示寂了。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佛教领袖与政府交涉后愤然离世，使法源寺一时成为全国佛教界的焦点。悼念寄禅法师当日，有千人到场，各界名流纷纷前来吊唁，也使得法源寺日渐凸显其佛教中心的地位。

道阶曾于1913年夏天，发起了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2940年的纪念大会，法会庄严隆重，当时社会名流争相参与，严复、梁启超、王式通、孙毓筠、罗瘿公等诸公皆参与其中。

1914年，齐白石的老师王闿运在81岁高龄时被招入京担任国史馆长。这年春，道阶做留春大会，邀请王闿运为坛坫主，与会者百人之多，先朝耆老，一时名士，共赏丁香。王闿运首唱五律二章，并绘有《留春图》。这一年正值袁世凯复辟前期，王闿运《法源寺留春宴诗集》序言中亦有一番感慨之词：

“东南渐定号为中兴，余则息影山阿，不闻治乱。中间虽两至辇下，率无久留。垂暮之年，忽有游兴，奥以甲寅三月，重谒金台，京国同人，既皆失职。其有事者，又易昔时。怀刺不知所投，认启不知所同。乃仿旧迹，犹识寺门。遂请导师代通鄙志，约以春尽之日会与寺。”

与会者或诗或词，共留诗词27篇，序文1篇。《法源寺志》稿本中录入当时丁香会诗文25篇，其中包括陈师曾、姚茫父、夏敬观、高步瀛、罗惇曧等明贤诗文。

法源寺丁香一直是北京最负盛名的赏花胜景，被称为“四大花事”，并被附庸风雅地命名为“香雪海”。明清时期，宣南地区为士人集中居住区，他们往往就近到法源寺游览。再加上法源寺原名“悯忠寺”，其历史记录里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道德观。每年春季的法源寺，成为文人士子必去的赏花吟诗之圣地(图22)。其中包括著名学者顾炎武、洪亮吉以及书法家何绍基等。纪晓岚、黄景仁、林则徐和名噪一时的宣南诗社成员，也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和诗篇。龚自珍还在法源寺留下“词流百辈花间近，此是宣南掌故花”的佳句。

图22 民国法源寺丁香诗会照片

齐白石曾于1919年参加由道阶发起的法源寺丁香会。此次丁香会由王式通、樊增祥、易顺鼎、董康、罗惇曧、高步瀛、章华七人唱首，约客数十人。陈师曾赋诗《法源寺饯春，会雨中看丁香》，先说寺中丁香盛景：

“看花每与东风载，路转幽房出前殿。千百丁香初解结，一一庄严佛面。宣南古寺此为佳，时惹游人集如霰。”

又为国家政权更迭，繁华一瞬而感慨：

“王霸繁华过眼非，旧巢屡换新巢燕。莫嗟韵事渐消歇，未可临文焚笔砚。酽茶聊为洗愁肠，恶诗且复追群彦。”

姚华赋诗如《己未三月二十日法源寺饯春，师曾诗先成，遂依韵作书与道阶和尚》，诗云：

“连年看花要笔战，碾尘千足来入殿。日下看花不当春，三月风多沙注面。愁中悔放桃李过，犹喜丁香开似霰。忽逢佳会意相逐，好雨转作催诗宴。”

后又有樊增祥赋诗《三月二十二日约客过法源寺看白丁香适是日斋饭于僧寮赋示同游诸公》，宗子威赋诗《甲子三月法源寺道阶上人同樊山沅叔书衡瘿公邀赴丁香宴集》，方守益作《谢义宁陈师曾寄扇画竹、书新诗，用其法源寺饯春十七韵》一诗。但是齐白石在此次丁香诗会后，未留下只言片语，不知何故。

道阶法师宿爱文人翰墨，和湖湘文人多有交游，其禅室更是文人书画点缀其间。曾有《朱氏姊妹合璧牡丹卷》题跋记录，李德群带女眷来京，杨潜庵特邀湖南画家尹和伯的弟子朱氏姊妹画牡丹，装赠道阶法师。可见道阶法师更喜欢湖湘一脉的绘画艺术风格，因而对齐白石这样一个诗书画印皆擅的湖南老乡，不仅提供了遮风挡雨的生活保障，而且应在其他地方多有提携，只是未能从文献上一一考证。

四、道阶颂碑考

民国文人墨客对道阶法师弘扬佛教文化和对文化界的无量功德多有赞誉。如杨潜庵1916年曾写《道阶颂》：“胜迹既微，绵绵若缕。不有开士，畴绍厥绪。惟师之生，般若夙成。生融之学，观肇之名。水月澄心，云霞寄思。道叶之什，辨逾岩议。思弘大法，言反衡湘。”周肇祥《道阶法师像赞》云：“惟大师之挺生，当末法之方挠。非性相能贯通，安所资以匡导。立四愿与四誓，遂周游而奔趠。播舍利之威光，照昏衢若朝杲。”

除历史资料所留下的墨迹可以反映道阶在民国文人中的重要地位外，笔者还发现了实物性的证明。在法源寺天王殿东侧钟鼓楼前有两排清代到民国时期的石碑。前排居左者为《道阶法师弘法颂碑》(图23)，立石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此碑为法源寺里唯一的篆字碑，是当时寄居在法源寺的杨潜庵于民国四年(1915年)撰书的一篇颂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的颂文。后于道阶法师圆寂三年，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重新以篆字书写，并篆额立碑，以补法源寺尚无篆文碑之缺，并作了跋文，说明原委，刻于碑阴。

图23 道阶法师弘法颂碑

碑身通高240厘米，座宽94厘米，座高50厘米，座厚30厘米。正面有浮雕枝卷团花，背面浮雕织抱蕊，图案精美。碑额阳面为浅浮雕环云抱篆书题“道阶老法师弘法之诵”。阴面浅浮雕环云抱篆书题“碑阴题名之记”。

碑阳共19行碑文，每行32个字，记录道阶法师的生平以及颂扬其功德(图24)。

图24 道阶法师弘法颂碑 碑阳拓片

碑阴为隶书，记述了立碑来龙去脉(图25)：

图25 道阶法师弘法颂碑 碑阴

道阶法师弘法颂，为余乙卯九月寄居法源寺时所制。是时，道公方由京师归衡山，谋勒石山阿，未果。文用北朝书体，录成长卷。多好见之者，辄题名卷尾，得数十人多。一时，知名士藏法源寺中，久不省记矣。

甲戌二月，道公示寂南洋。适其法孙梵月和尚继席法源寺住持。承积疲惫之后，百废俱兴。佛门龙象，非过誉也。梵师孝思不匮，既遣其亲，由南洋迎回灵骨，建塔寺中。又岂义宁陈三立为铭，用彰玄德。忆及拙制弘法颂。琐为重书，并封塔右。余嘉其不忘道公昔年维护正法之勤，欣然命笔，又以燕都碑碣林立，独缺篆书。即作篆应之。并仿石淙诗序例，将各人题名勾刻于阴，以存手迹。呓!二十年来，不啻一弹指顷。而沧桑迭经，人命脆薄。当时题名之士，十九化为异物，存者亦率散之四方。余以众者久旅于兹，乃为故人注石。独立苍茫，感可知矣!爰复题记聊志岁月云。

由此可知，跋文上端所书39人，均在法源寺曾观杨潜庵所撰写的《道阶法师弘法颂》，后题名于卷尾。这39名民国耆老的题名中，赫然写着“湘潭齐璜频生”。另有京剧作家罗瘿公、书画家罗复堪两兄弟，长沙著名诗人章曼仙，北洋军阀执政期间任总统府秘书的陈任中，外交部秘书兼参事陈庆龢，学者江瀚，文学家夏孙桐，交通部参事蒋尊袆，邮传部参议李稷勋，国务院秘书长王式通，总统府秘书郑沅，招商局董事会会长杨士琦，北京政府平政院第一庭书记官汪曾武，印铸局局长易顺鼎，印铸局主任杨毓瓒，国史馆编纂陈嘉言，平政院评事贺俞，齐白石好友、诗坛领袖樊樊山，国史馆左绍佐，北京中央法政学校校长张则川，平政院任记录科主任寿鹏飞，黎元洪副总统秘书宗彝，教育家熊崇煦，画家姚华，近代藏书家邵章，国史编纂处张朝墉，书画家郭尺岩，史学家瞿兑之，文学甲寅派代表梁家义，北京大学国史馆编纂处陈相忠。笔者按照题名从右至左的顺序，附录名单如下(编注：表1略)。

其中湖南籍13人、湖北籍6人，来自湖广地区的占了一半的人数。参与者、题名者多为清末贡生，只有陈师曾、熊崇煦、陈毓华、邵章曾留学日本。这些人中有怀着强烈遗民情结又兼仕民国者，例如易顺鼎、郑沅、王式通、瞿宣颖等人，又有站在时代的前沿，充满了革故鼎新的精神者，如陈任中、蒋尊袆和留日归来的陈师曾、熊崇煦、陈毓华、邵章。

从第一、第二排的生卒时间来看，题跋时间较早。根据1914年出版的《寒山社诗钟选甲集》、1925年出版的《(稊园)江亭修禊诗》、1936年出版的《清溪诗社诗钞第一辑》、1955年出版的《稊园吟集甲稿》可知，题名的前两排民国人士皆为稊园诗群成员。稊园诗群组织很复杂，包括寒山诗社、稊园诗社、青溪诗社、咫社、稊园吟社等，都是由关赓麟创办。关赓麟在民国禊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曾历任铁路总局提调、路政司主事、京汉铁路局局长、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北京交通大学校长、交通部粤川铁路督办、平汉铁路局局长。诗群的活动地点就设在关赓麟位于北京南池子官豆腐房胡同的别墅“稊园”之中。整体来看，其成员的创作明显带有清遗民的繁华故国之思。

北京法源寺内“

齐白石寓居处”揭牌， 2019年11月

可见在民国政府任职的杨潜庵，通过自身实力，笼络了一批能诗善画的清遗民和民国政要，而其中大部分以湖湘士人文化圈为主。这批民国耆老名士又皆与道阶法师交好，因此为高僧大德在佛教和文化界的影响力而留下题名。这样在无形中，二人建构起了民国时期的文化生态圈。深究其中复杂关系以及各种纽带牵连，可以想见齐白石身处法源寺，在杨潜庵和道阶的影响下，他的生活状态和艺术风格必然会深受影响。在如此错综的人脉关系和政局动荡的环境下，齐白石在法源寺里当然不会独善其身、闷头创作。他既能与民国遗老一起诗文唱和，又能为革故鼎新派题诗刊印，并使得京师的各界人物越来越认可其艺术与人品。不能不赞叹白石老人的智慧。

朱悟园这样评价：“以白石之智巧，不必其出里闬而名固可行远而传后。白石其果何心邪?然吾知其绝不为禄利也。”

也正是在法源寺，齐白石扩展了更多的人脉关系，见识了多样的书画风格，增长了阅历，才有了“衰年变法”的想法，并发出“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呼声。入住法源寺可谓非常正确之选。白石老人对法源寺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情感，再来这里不禁感慨：“破笠青衫老庶民，法源寺里旧逡巡。重来幸有桃花在，认得衰翁是故人。”

(本文原题为《法源寺里旧逡巡：齐白石与法源寺关系考》，作者供职于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感谢中国佛学院教务处可潜法师、中国佛教图书馆无心法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