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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10年11月29日-12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再启,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气候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政府、NGO、媒体在气候谈判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做了哪些工作?新浪环保特别推出《英杰访谈录》系列,邀请著名气象主持人宋英杰和政府、NGO、媒体代表面对面,一起聊坎昆。[网友评论]

主持人:宋英杰 著名气象节目主持人
本期嘉宾:廖晓义 “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
[第一期]坎昆气候大会:NGO的参与不是一场行为艺术
           
更多>>核心观点
Q1

在环保领域中,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廖晓义:我在建低碳乡村。这些年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说了很多了,但是比说更重要的是做,做当然就要有方向,就要朝着生态文明努力。我们彭州低碳乡村的模式,就是要在巫溪县整个县进行推广。重庆市巫溪县政府愿意举全县之力来尝试这样一个低碳的、生态的、叫“乐和”的新的文明模式。

Q3

您写《东张西望》,是不是在给中国环保开药方?

廖晓义: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聚合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知识,能够总结一个包括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综合灾难的药方,这个药方在我来看总体上一定是中药的药方,就是整体来思考气候变化的问题。

Q5

我们要真正做到环境友好是不是很艰难?

廖晓义:在我看来要仰视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这样的敬畏之心,如果不能调整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像渺小的胎儿和一个母体的关系,那就无法再建这个平衡。天地是不会灭亡的,灭亡的是人,而且还稍带着连累了很多物种。如果人类不能调整这样一种心态、也不能调整和自然的关系的话,结果是很可怕的。

Q7

三能平衡是环境道德和环境伦理的制高点吗?

廖晓义:解决气候问题、环境问题不能只盯着环境和气候本身,而是要去发现作为快乐来源的心灵能量、心灵的意义和作为健康来源的健康源泉的本能的意义,这就叫惜物能、增体能、蓄心能。三能的平衡才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才能实现地球的平衡。

Q9

乐和乡村和普通乡村有什么差别吗?

廖晓义:其实中国原来广大乡村就是一种个群相和、身心相和、天人相和的生活,但是我们以为那种生活是落后的,这并不是说乡村不要发展,而是在发展中一定要尊重和保护这样一种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讲发展,而不能以毁掉的方式来讲发展。

Q2

垃圾分类在中国的推进很艰难吗?

廖晓义:在我小时候,牙膏皮、橘子皮都是回收的,炉灰回收做建材,中国人有这么好的传统,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的垃圾分类不如美国。从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过5年,我们的垃圾分类率能达到30%以上吗?我不知道。

Q4

怎样理解乡村让生命更真实?

廖晓义:我希望把乡村变成农村人安居乐业和城里人返璞归真的地方,变成既有城市文明的元素又没有城市病的地方。当一个乡村或者小镇有了一般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和经济指标时,它已经具备了城市文明,同时它还具有青山绿水、乡亲乡情,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开乡村呢。

Q6

您刚从农村来,您觉得城市空气怎么样?

廖晓义:我从巫溪县过来,那里有清澈见底的水,空气又很清新,不管是从百姓的民风还是从自然环境、还是从政府的团队,我都是特别有信心的。我对于新文明、新工艺、新人类在中国、在中国的乡村的生长充满信心。

Q8

您认为乡村对于城市的意义是什么?

廖晓义:我觉得乡村对于城市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乡村就像城市的肾一样,如果把乡村毁了就是一个缺肾的城市,不可能美好。另外,乡村能够为城市提供安全食品,如果没有健康的食品,生活既不美也不好。

Q10

怎样才能让向往乡村的人找到合适的方式?

廖晓义:回到乡村,更多的城里人下乡去,不光是去体验乡村的生活,而且一起为我们的新文明在中国、在中国的乡村实现尽一份力量!不妨把这个场合作为一个招募的平台,我们需要很多的年轻人、中年人、包括老年人一起回乡。

更多>>访谈实录

  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召开期间,新浪环保推出特别节目《英杰访谈录》,邀请著名气象主持人宋英杰和气候专家面对面。12月9日,做客第二期《英杰访谈录》的嘉宾是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廖晓义。

  主持人宋英杰: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进入新浪聊天室,今天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是一位著名的环保人士,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大姐,廖晓义女士。

  在环保领域中,现在聚拢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评说,实践者未必那么多。我记得您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一句话,当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您是在低碳建筑工地、在低碳农场的田野中在实践,您在做什么?

  廖晓义:我在建低碳乡村。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说了很多了,但是比说更重要的是做,做当然就要有方向,就要朝着生态文明努力。大的地方做不了,乡村总是能做的吧,能做一个村就能做一个镇也能做一个县。我们彭州低碳乡村的模式,就是要在巫溪县整个县进行推广。重庆市巫溪县政府愿意举县之力来尝试这样一个低碳的、生态的、叫“乐和”的新的文明模式。

  主持人宋英杰:您是把它作为您理想中的一种生态乡村的模式?

  廖晓义:是的,我从90年开始到现在说了20年了,唉!

  主持人宋英杰:为什么要叹气呢?

  廖晓义:成效甚微,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思考气候变化对物种、对自己的生命的影响,又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在行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不能低估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我知道的是我们能做的就去做。所以我本来下一步想再写一本书,书名字叫《做而论道》。

  主持人宋英杰:就从您这个书开始,因为我对环保、对应对气候变化也非常感兴趣,我也在做相应的事情,您曾赠给我一本书叫《东张西望》,廖大姐在望什么呢?是不是在东张西望的思考过程中给中国的环保开了一个药方?

  廖晓义::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聚合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知识,能够总结一个包括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综合灾难的药方,这个药方在我来看总体上一定是中药的药方,就是整体来思考气候变化的问题。

  主持人宋英杰:用系统论的方式,采用中医的方法,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廖晓义:对,我觉得现在气候变化问题走入一个误区,把由于人类的贪婪和私欲而做的灭天理、纵人欲的文明,把它简单的归纳为气候变化,又把气候变化问题分解为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投资层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只能使它越来越碎。或者是归结为一个能源问题,再把能源问题归结为可再生能源问题,再把可再生能源归结为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问题。我就问了,假设我们所有的能源都是可再生的,假设我们所有的不多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去换来可再生能源,那么能源百分之百都是再生的,可是森林能再生吗、三千万物种能再生吗、土壤能再生吗?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上进行文明的转型和准备,这也是这本《东张西望》所涉及的,是我们和国内外共同在思考人类生存问题的人们的一个对话录。

  主持人宋英杰:是的,您所说的森林能再生吗、物种能再生吗、土壤能再生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就说明我们要思考的不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是如何看待生态文明。原来人相对比较弱小的时候,我们是仰视天的、仰视自然的,但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觉得自己有了战胜天的能力和勇气就开始俯视它、去掠夺它、去剥夺它,去霸占它。要做到环境友好,我们就要尊重自然,但是真正做到环境友好是很艰难的进程。

  廖晓义:在我看来要仰视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这样的敬畏之心,如果不能调整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像渺小的胎儿和一个母体的关系,那就无法再建这个平衡。天地是不会灭亡的,灭亡的是人,而且还稍带着连累了很多物种,那样的话,人就算是能够生存下来,也会活得很不开心,活得很不健康。更为严重的是生命都可能不能持续,哪怕这种不开心、不健康的生活都不能持续,所以最后受罪的是人类自己。如果人类不能调整这样一种心态、也不能调整和自然的关系的话,结果是很可怕的。

  主持人宋英杰:是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听到一些环保人士振臂一呼说拯救地球,我有这样一个理念,地球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岁月,跌宕起伏的变化都能够生存下来,而人类自己呢?很多人回到家里看温度计,人只有在18度—25度是舒适的,事实上。我们不仅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人的生存,人的舒适度,和拯救人对自然的敬畏。

  廖晓义:英杰到底是做气象节目的,一提到温度你就有很具体关注点,我觉得这个关注点很能说明问题,人的舒适度是18度—25度,但是人的适应能力不应该限制在这个舒适度上,比如这栋大楼,冬天和夏天已经没有区别了,我们追求18度—25度的舒适的时候,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过度使用空调使人的适应能力衰退,因为人的皮肤是会呼吸的,呼吸是在一张一收中进行的,以此来增强人体和天气之间的感应和交流。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18度—25度之间的空调房中,且不说我们本身的适应能力就很糟糕,容易得病,而且对于整个皮肤功能,首先从皮肤功能的退化开始,因为冬天皮肤会紧缩、夏天要松弛,要排泄,中医说排汗是最好的调节,空调会使排汗功能减弱,其实空调病是很多现代病的缘起。所以我觉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来点实实在在的东西,省空调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主持人宋英杰:没错,自然造就了春夏秋冬冷暖变化,就是给我们一个去适应它,并且去拓展自己的适应能力的契机,而我们却把宜居或者舒适放在相当狭窄的区间中,其实是暴殄天物。

  主持人宋英杰:日本的这种攀比,甚至有可能把一个非常严肃的、大家希望产生一个有约束性的谈判演变成一个论坛。刚才侯女士说到CBDR,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无论是WWF还是乐施会,作为NGO代表都参加了坎昆会议,他们在坎昆有什么见闻?做了一些什么?你们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廖晓义:为了把冬天搞得像夏天、夏天搞得像冬天,多排放了二氧化碳不说,还把我们的身体都毁了,把我们的心灵都毁了,所以这样的文明是很荒谬的。

  2008年我在大坪村做低碳乡村时接到一个电话,说克林顿基金会要给四个人颁发全球公民奖,一个是巴菲特的儿子,一个是可口可乐的总裁,还有一位是普通的公民、一个普通的农妇,那就是我。其他三位获得全球公民奖的人还向我要了视频。

  在颁奖现场,只有我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脱口在讲,我需要对着人的眼说话,我对他们说,我们说气候问题、环境问题不能只盯着环境和气候本身,而是要去发现作为快乐来源的心灵能量、心灵的意义和作为健康来源的健康源泉的本能的意义,这就叫惜物能、增体能、蓄心能。

  三能的平衡才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才能实现地球的平衡,我当时就讲了这么一堆。结果当时反映很热烈,包括克林顿,他曾三次表达这一段东方智慧如何震动了他,当时所有人的反映都很热烈。我在想,气候变化要从中国智慧去找源泉,要有道德的高度,不是伦理的道德,中国人要站在这个高度上说话,不能只跟着西方走。在这个高度上,我们就要去崇尚拣起我们生活的方式。

  在《东张西望》这本书里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生态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叫菲利浦•多德,他说只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才能够让人类走出危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就是蓄心能、增体能、惜物能,就是人有三宝的精气神,体能就是气,形,神。人活一辈子不能仅做一个消费机器和生产机器,要做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不抓住这一点,只在物质层面去跟他们讨价还价说减排,这会让我们很被动,所以我们要增强软实力,找到说话的高度。这种高度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的视野应该是有高度的。

  主持人宋英杰:这是环境道德和环境伦理的一个制高点。

  廖晓义:是的,所以如果我想对坎昆说什么,就想指出这一点,首先要拿中国人的智慧去跟美式的生活方式谈判,去教化他们,不要认为教化没有作用,要相信真理是有能量的,这样做至少我们不会被动。第二,不要跟美式的生活方式学。在国际上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很敬佩戈尔先生把气候变化当成了全世界的话题,大家开始从关心气候变化来关心我们的生存、关心环境,他是功不可没的。事实上,在2005年时我们就见过,在一个绿色市长论坛上,他认为生活方式不正确是造成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所以无论是后天也好,还是不可忽略的真相也好,他都不敢去面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面对美式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中国人都比对戈尔先生有更高的高度。我们需要崇尚蓄心能、增体能、惜物能的生活方式。

  主持人宋英杰: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当您谈到您就是一个农妇的时候,眼神里是有快乐的,但是有人说他们对您所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已经崇尚了许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识过,我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吗?

  廖晓义: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可能玩着大人看了很荒谬的游戏,大人会丢掉智慧和孩子一起玩吗?为什么要丢掉成人的智慧去追寻孩子重复错误呢?另外有人说,现在整个西方都充斥着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生态危机,连经济都危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重复那种必然发生危机的错误呢?更重要的是,大家想一下,我为什么要去重复那种为了把自己变成一个消费机器、生产机器而丧失做人的快乐呢,我做人的喜悦和健康,难道不重要吗?我为什么为了别人的标准而丢弃自己的幸福呢。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活一辈子什么是高品质的生活?喝的水是安全的、吃的食物是从土壤里长出来的,而不是化学化成的,呼吸的空气是清新的,这难道不是高品质生活最基本的要求吗?

  主持人宋英杰:您进行的乡村模式实践就是“乐和”,您在说服巫溪县县委县政府的时候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吗?

  廖晓义:我觉得还不至于这么夸张,从中央十六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和战略的时候起,各级官员都在关注和寻求一种落地模式。我去彭州时,因为刚好是灾后重建,反正要建,那就不要再重复不可持续的建筑、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也是特别容易得到认同的道理,所以当时彭州的从市长、书记到镇的官员都很支持,得到红十字基金会的300多万的资助后我们就开始建了。我觉得一种幸福的和自然和谐、身心和谐的生活方式是大家都欢迎的,至于巫溪县压根就不是我说服的,是他们邀请我去的,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是我的祖先生存的地方。

  主持人宋英杰:有了这个项目和这笔钱,就相当于是在地震后一张白纸上画一个最新最美的图画,您觉得在这个模式中,新和美体现在什么地方?“乐和”乡村和我们平常所见的普通乡村有什么差别吗?

  廖晓义:其实中国原来广大的乡村过的就是一种个群相和、身心相和、天人相和的生活,但是我们以为那种生活是落后的,这并不是说乡村不要发展,而是在发展中一定要尊重和保护这样一种个群相和、身心相和、天人相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讲发展,而不能以毁掉它的方式来讲发展。

  当谈到乡村的时候,可能价值判断的标准是西方的美元,就是看他有没有冰箱、有没有车,都是物化的东西,而不是计算乡村的乡土、乡脉、乡情,不将文化计入其中。城里人花多少钱才能买到高品质的水,花多少钱可以买到从地里长出来的粮食,买到新鲜空气,这些是很值钱的,但是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里没有计算这些,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很荒谬的。我们认为乡村的价值应该综合来计算,在此基础上发展。

  大坪村因为有很多林场,老一辈人种的树,原来建的房子都是穿栋式的,只有两栋没有震垮,其他的瓷砖房都垮了。我们再建房子,是建瓷砖屋呢还是那种舒适的房子呢,后来村民选择了后者,重建了生态民居。我们在乡村的项目只有大坪村是重建的,其他项目都是改造。对于其他乡村来讲,老房子的土墙是冬暖夏凉的,很漂亮也很美观,很多已经被拆掉了,人们建起了不节能、又难看的所谓的现代建筑。乐和项目也只能在此基础上改造,总不能把这些房子拆掉了重建。

  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建设小型污水处理池。以沼气为例,千万不要在乡村建冲水马桶。本来水就稀缺,为什么还要学城里人做冲水马桶,把宝贵的农家肥冲掉污染土壤呢。减少对农药化肥的使用,恢复地力,发展循环农业,或者综合提高高附加值产业。

  当然可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乡村共同体建设,就是让村里人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建成协会、合作社,再和一些外来的社会企业、公益组织、以及村支两委原有的基层组织形成联席,在联席基础上保持政府主导作用,让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这就叫生态社会建制、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保健养生、生态环境管理和生态伦理教化,在任何乡村都是可以做的,在任何城市社区也是可以做的,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乐和社区”一样,在这个社区里大家逐渐实施垃圾分类,当然垃圾最终的处理一直是个问题,这就不是居民能够解决的了。

  主持人宋英杰:是的,垃圾分类在中国的推进是非常艰难的。

  廖晓义:这也是让我很想叹气的事,记得1995年我回国的之前,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在中国搞垃圾分类是很难的。在美国,这位朋友搞了20年了,垃圾分类的比例也就占所有垃圾的30%不到,我说不可能啊,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垃圾分类是有传统的,在我小时候,牙膏皮、橘子皮都是要拿去回收的,炉灰回收再做建材,骨头是骨粉的原料,泔水是喂猪的,中国人有这么好的传统,美国人没有传统嘛。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的垃圾分类连美国都不如。从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过5年,我们的垃圾分类率能达到30%以上吗?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我们把文化自觉丢失了,错误地认为美式的就是好的,所有的都按照他们的那套模式去做才是福祉,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自觉,有自觉才有自尊,有自尊才有自强。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真正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要生病,病了以后自己又修复过来,但是很可悲的是,在大病的时候有外因进入了。就像《阿凡达》下集的故事一样,但是《阿凡达》毕竟有一个好结局,侵略者回到了他们即将毁灭的星球。我当时想到了一件非常悲哀的事,就是《阿凡达》的作者没有或者不便展示的下集,我觉得下集应该中国人来做,下集是什么?这些侵略者、大公司,这些控制了政府、军队、科学家的大公司要去毁灭那个星球,第一场战役失败后他们并没有甘心,于是就在所谓的高智商智库咨询的鼓动下,实施另外一个战略,这次不带一枪一马、不带一兵一卒,也不带声光电器,而是成功地说服了那里的人,使他们亲手砍掉了树木,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这就是发生在世界的故事。

  主持人宋英杰:所以我们需要共同来警示《阿凡达》可能的悲哀结局。

  主持人宋英杰:您在美国学习过,如果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的进行对比,我觉得可能优劣看得非常清楚。有一个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可以,您很快乐地推广乡村乐和模式,这种模式在城市是不是也可以推广?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总体趋势,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面临着离开原有的土地来到城市,生活方式也会有改变。

  廖晓义:我不想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做负面的评论,我想说的是“乡村让生命更真实”。

  主持人宋英杰:那么这两个口号是不是都不完美的?

  廖晓义:从一个小乡村来讲,我们现在做的彭州乡村项目,其实是希望让乡村变成农村人安居乐业的地方,变成城里人返璞归真的地方,变成既有城市文明的元素又没有城市病的地方。一个乡村或者小镇,当它有了一般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和一定的经济指标的时候,它已经具备了城市文明的功能,同时它还具有城市文明没有的东西,比如青山绿水、乡亲乡情,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开乡村呢。

  主持人宋英杰:对于决心离开乡村进入都市的年轻人,青山绿水可能很难吸引他们。您不仅了解中国,还了解西方,城市和乡村您又都生活过,对于那些可能在都市中生活的来自乡村的年轻人,您认为他们应该注意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可能不会回到乡村生活了。

  廖晓义:但他们也很难融入城市!这是个现实。我想说的是另外一种可能,城里人可以到乡下去啊,比方说我,我是城里出生、城里长大,我那么热爱乡村,所以我回去了,并且待下来不走了,我不会离开乡村了,跟我一起的还有十来个大学生,他们也是城里生、城里长的,他们也爱上了乡村,在乡村他们看到了城里所没有的东西,也得到了城里有的东西,他们免于受城市病的困扰。

  我在想,如果我们这个小分队是可行的,像一些老同志,55岁退休了也可以回到乡村。且不说走不进城市的人可以到乡村去建功立业,就算是那些城里长大的孩子也可以到乡村去,乡村有什么?乡村真的是个广阔的天地,这里不止是一个返璞归真要去亲近自然、体会泥土和阳光,补生命的一课的地方,乡村真的是未来生态文明的生长地。在乡村,可以发展的产业很多,养生产业、国学、教育、培训、还有手工艺和创意产业,有很多产业是可以做的,对于年轻人和不那么年轻的人,乡村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十七大报告提到的生态文明,我不认为在城市里可以全面实现,能够全面实现的地方恰恰是在乡村。比方说环境,你想把城里人的房子建成会呼吸的生态房子多难,可是在乡村就简单多了,因为60%是沼气,还有垃圾分类和污水处理。在城市中实现产业转型也很困难,可是在乡村很多生态产业都是可以实现的,保健、养生在乡村更容易实现。

  为什么是中国的乡村?中国乡村是在农耕文明的大国而且有着久远历史的乡村。我到过很多国家,拍了很多片子,比如说美国小农场,美国有农场,但是没有农村,有农业,但是没有农艺,有农场工人,但是没有农人。我们理解的“三农”一定是农人、农艺和农村,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文明,这样的文明能够给城市文明带来很多意义,改变城市生活,在生态文明的路上唯有乡村能够引领城市。乡村在工业文明中是落后的,但一转身就是领头的。

  主持人宋英杰:以生态文明的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从前的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它不仅有青山绿水,有乡里乡亲,还有可以接地气的各种产业和对城里人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优点。

  主持人宋英杰:您刚从农村来到北京,您觉得从空气的角度看,城市怎么样?

  廖晓义:当然没法和乡村比了,我从巫溪县过来,那里有清澈见底的水,空气又是那么清新,那里的人也很亲和,不管是从百姓的民风还是从自然环境、还是从政府的团队,我都是特别有信心的。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希望少说一点、少到国际场合去跑,到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做些事情,尤其是有这么多的同行者。这些同行者,不管是爱心人士也好、公益组织也好、政府团队也好,我对于新文明、新工艺、新人类在中国、在中国的乡村的生长充满信心。

  主持人宋英杰:我们为您的信心鼓掌和祝福,而且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您一起分享您在农村所体验到的美和幸福。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关注环境、关注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从数据的层面、技术的层面,而是能够从道德的层面、文化的层面和生活伦理的层面,一起去关注它和体验它。

  廖晓义:我觉得乡村对于城市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乡村就像城市的肾一样,如果把乡村毁了就是一个缺肾的城市,不可能美好。再有一个,乡村能够为城市提供安全食品,如果没有健康的食品,生活既不美也不好。城里人要放松,要返璞归真,乡村也是个不错的地方。遇到大的灾难,乡村能够接纳、化解或者说减缓城市人为灾难的地方。所以,乡村对城市的直接意义太重大了,无论如何要守住乡村、要留住乡村,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也是生存问题。 何况乡村可以不完全按照西方的城市化走,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城市化道路,就是在乡村建设基础上的小镇发展道路,就是要让乡村具有城市文明好的东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但是又避免城市病。农耕文明不是西方的城邦文明,商业文明,中国的农业人口占了很大的比重,五千年文化要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就是在乡村建设基础上实现城市文明的基本指标,但不照搬西方城市文明的模式,把一个一个乡村建成让城里人羡慕的地方。

  主持人宋英杰: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让城里人羡慕才能使得农村有一种繁荣、有一种壮大,要让想去乡村的人找到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他才能向往乡村。

  廖晓义:廖晓义:还想表达一个是,如果“留住乡村”是呐喊的话,我还想表达一个呼吁,就是“回到乡村”,更多的城里人下乡去,不光是去体验乡村的生活,而且一起为我们的新文明在中国、在中国的乡村实现尽一份力量!不妨把这个场合作为一个招募的平台,我们需要很多的年轻人、中年人、包括老年人一起回乡,一起在中国的乡村为世界作出样板的一个新的文明,就是生态文明!最后还有一个邀请,邀请有意的朋友们,在明年开春以后,去我说的彭州的大坪山、去重庆的巫溪县,去看看!恭候大家!

  主持人宋英杰:非常感谢廖大姐,同时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倾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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