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桦：所有贪官悔过书都是同一份悔过书

　　作者：椿桦

　　“所有的作者是同一个人，所有的书是同一本书。”博尔赫斯如是说。我想这是阅读的一种境界，博尔赫斯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大道理，与他担任图书管理员时良好的阅读习惯是密可分的。如果这样理解，“安徽省厅级贪官张绍仓涉嫌抄袭悔过书”(《检察日报》9月4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我看来，所有贪官的悔过书都是同一份悔过书，这与一些官员们长期形成的抄袭习惯是密不可分的。值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悔过书总是惊人地一致？最需要感到奇怪的，是不是应当首推权力监督部门？

　　根据报道，作为安徽省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的张绍仓，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

贪污受贿罪，7月11日，张绍仓案在法院开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长达4页的悔过书，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然而，张绍仓的悔过书被记者发现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今年5月29日发表的一份悔过书有很多雷同之处，那篇被张绍仓涉嫌抄袭的题为《“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悔过书，原作者是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

　　那么，朱福忠的《“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是不是就是原创的呢？大家只要随便浏览一下，就会发现这份悔过书中的许多词句同样耳熟能详，与印象中的一些贪官发言有很多雷同之处。譬如：“我是农民的儿子”、“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我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改造”、“在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我伸出了不该伸的手”。当然，最后一句是必不可少的：“恳切地盼望法庭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几乎可以肯定，朱福忠的悔过书也不是原创的。至于谁是原作者，我们谁也搞不清楚，就像有些领导的会议报告、年终总结一样，很多都是秘书操刀的结果，而很多秘书的劳动，也不过是在做若干道填空题罢了。在没有秘书的日子里，贪官们只得亲自动手，从报刊上去获取“灵感”，然后亲自填空。

　　可以说，现在很多悔过书其实已形成了一种文本，只需按实际情况更改一下时间、地点、人物即可，就像有些地方领导的讲话，用到另一个地方也适用一样。据说，有些网站还发明了各种演讲、报告等不同形式的样本，欢迎领导秘书们前往抄袭。既然一些贪官在落马前的许多工作报告是抄袭的，言不由衷的，那么他们的堕落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悔过也不必去较真了。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法官被悔过书感动过，并因此而给了贪官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我相信，张绍仓抄袭行为的曝光，一定会让更多人觉得贪官悔过只是浪费时间与笔墨纸张。

　　我们可以视悔过书的抄袭只是贪官们的一种习惯，不用奇怪。但是，贪官抄袭贪官的犯罪手段，就值得奇怪了。我们知道，悔过书之所以能够抄袭，完全是因为贪污受贿的方法惊人地一致，否则就没办法生搬硬套。更值得奇怪的是，很多贪官表白说“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这话居然不能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我想，不仅那些打算连悔过书与犯罪手段一并抄袭的官员应当警醒，更需要警醒的则是那些权力监督部门——为何官员抄袭成风，连犯罪手段也抄袭得那么惊人一致？根治腐败是否需要先从官员抄袭开始？

　　既然贪官们异口同声地称自己“忽视了世界观改造”，“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说明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告诫纪检监察部门了，希望国家出台切实措施约束一下官员权力，加强政治与民主体制改革，对官员们苛刻一些，让他们不要“忽视世界观的改造”，不要脱离“监督约束”。遗憾的是，我们还是经常听到贪官们站在被告席上，重复着昨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