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扶贫办成坑农办揭示制度裂隙

　　作者：刘效仁

　　"扶贫办虚报冒领国家扶贫资金"的"新闻"绝非孤例。一些地方的政府扶贫机构雁过拔毛，"靠贫吃贫"，采用虚开发票、假造文件、少支多报等手段套取私分扶贫款，亦是不争的事实。扶贫办成了"坑农办"，不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加剧了贫困程度，也浪费了国家扶贫资源，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必须严加禁止。

　　农民张正宣怀抱的一年多却只有40多斤的黑山羊，成了贵州省织金县扶贫办作为“坑农办”的“物证”。该办采用虚报冒领等手段套取国家专项扶贫资金，甚至采购劣质种苗发放给农户，反而使农民赔钱，贫困程度加大。织金县扶贫办原主任杨厚云因涉嫌贪污扶贫款1.5万元，受贿1.2万元，涉嫌私分国有资产40多万元，另有2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提起公诉。扶贫办竟成“坑农办”，不能不说是对政府扶贫现行机制的拷问。(昨日本报)

　　扶贫办作为一级政府扶贫工作的常设机构，主要职责是筹措和争取扶贫资金，实施和管理扶贫项目。我不知道，组织、人事部门是怎样选配扶贫办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我以为，必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要更严一些，对贫困群众有真切的感情，能够廉洁自律，绝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私欲杂念。但事实上，我这种想法却十分幼稚。因为在现行的政府扶贫机制下，光靠官员的洁身自爱往往是靠不住的。

　　当下扶贫运作机制的缺陷之一即是，手握资金分配和管理的大权，却自己监督自己。地处乌蒙山区的织金县作为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迄今仍有贫困人口9万多人，低收入人口15万多人。近年来国家每年下拨给该县扶贫资金上千万元，再加上一些扶贫贷款基金项目，不能不说是一块大大的

蛋糕。扶贫办既是扶贫的组织实施者，又是项目的监督者，左手放钱，右手监督，权力缺乏起码的制约，想不腐败都难。仅2006年10个月，该县扶贫办套取的农民工培训费等专项扶贫资金就达20多万元。

　　缺陷之二，扶贫对象涉及千家万户，信息严重不对称，为暗箱操作预留了腐败空间。许许多多厚道的农民对于国家扶贫资金和项目本来就心存感激，很少有人会对发放钱款的多寡产生怀疑，也为无良的扶贫官员上下其手提供了“群众基础”。虚报冒领，以少充多，以劣充优，就成为一些扶贫机构的惯常手段。林下商品鸡养殖是织金县扶贫办组织实施的一个扶贫项目。当地的报账资料显示，共计投放鸡苗19万多只，报账金额为96万多元，其中4个乡镇74户农户得到鸡苗2.84万只。但对4个乡镇74户农户

审计调查发现，实际得到的鸡苗仅为1.25万只，相差1.59万只，虚报鸡苗数占报账数的比例高达55.9%。

　　缺陷之三，上级监督空置，社会监督空缺。一些项目单位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甚至是把

扶贫款放下去作为管理的终结，以至于项目验收大多走过场，不了了之。事实上，织金扶贫办组织实施的扶贫项目，经过了层层上报审批，项目实施后上级部门也进行了验收。问题是，尽管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也有“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的检查、监督制度。”“凡转移、挪用、拖欠、挤占扶贫资金的，必须如数追回，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凡贪污扶贫资金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相关规定，甚至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社会有关方面加强监督，把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但缺乏细则，缺乏可操作性而被束之高阁。由于责任追究制度缺失，就助长了有关官员的贪渎行为。尽管该县黑山羊养殖、商品鸡养殖、竹荪种植等项目，给农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对原主任杨厚云的公诉并未涉及此项内容。

　　“扶贫办虚报冒领国家扶贫资金”的“新闻”绝非孤例。一些地方的政府扶贫机构雁过拔毛，“靠贫吃贫”，采用虚开发票、假造文件、少支多报等手段套取私分扶贫款，亦是不争的事实。扶贫办成了“坑农办”，不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加剧了贫困程度，也浪费了国家扶贫资源，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必须严加禁止。为此，就应当创新政府扶贫机制和模式。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聘请独立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担当扶贫组织者的职能，给小额贷款等民间扶贫机构以合法地位，而政府扶贫办仅仅履行管理责任。另一方面，就是要强化扶贫工作的公开监督，真正把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独立机构的专业监督结合起来。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并对违法乱纪者依法予以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