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铁路损害赔偿应有统一标准

    作者：王琳

　　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以铁路部门的条例系“特别法”为由，主张优先适用。但我认为，侵权赔偿或违约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均系民事基本制度，依《立法法》的规定必须由法律来规定。

　　半年前的一场铁路意外事故，让16周岁的山东女孩刘珊珊永远失去了双腿。经过交涉，铁路方面只同意给予300元的一次性困难补偿金。近日，她将铁路方告上法庭，欲索赔85万余元。(9月3日《羊城晚报》)　　

　　“刘珊珊案”因恰好发生在《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之后，而备受媒体的关注。此前，这项“铁路赔偿新规”已在立法程序、归责原则、赔偿限额等问题上，引起舆论争议。不少人都在观望司法机关将如何处置“铁路赔偿新规”施行之后的铁路赔偿之诉。　　

　　从刘珊珊向铁路方面索赔的金额来看，并不是依“铁路赔偿新规”来进行计算的。根据《条例》，铁路事故如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赔偿的最高限额为15万元。而刘珊珊双腿被截肢，达到三级伤残，光假肢的安装及维修费就高达几十万元，15万元显然不足以赔偿其实际损失。因此，刘的律师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提出了85万元的索赔数额。　　

　　尽管以实际损失而不按铁路方面的限额来计算索赔金额，也有法可依，但法出多门，标准不一的现实又总让我们迷惑不已。从法律层面讲，《铁路法》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明确了赔偿的前提是发生了“铁路事故”。但《合同法》第302条则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未预设“事故”这一前提。在司法解释上，1995年8月，最高法院曾出台了《关于审理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事实上承认了铁路法规中的赔偿归责原则与赔偿最高限额。但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按实际发生的损害计算，并且支持受害人提出精神索赔。

　　在这些规定互不一致的法律文件中，《民法通则》、《合同法》系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基本法律，《铁路法》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般法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则属于行政法规。从理论上讲，这些有关铁路损害索赔的法律冲突并非不能解决。《立法法》对于法律冲突中的法律适用已经规定有“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这三大原则。若原告以《民法通则》或《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为索赔标准，而作为被告的铁路方面援引《铁路法》或“铁路赔偿新规”的相关条款予以抗辩，居中裁判的法官自应根据解决法律冲突的原则，来选择恰当的法律作为判决的依据。　　

　　当然，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以铁路部门的条例系“特别法”为由，主张优先适用。但我认为，侵权赔偿或违约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均系民事基本制度，依《立法法》的规定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换言之，行政法规只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之下进行法律条文的细化。即便铁路部门认为依《民法通则》或《合同法》来处理铁路侵权赔偿欠缺公正，也应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法案，经由

　　于中国的司法现状和法官的整体素质而言，要求法官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法律冲突中找准应适用之法，还有不少的难度。要求每一宗铁路赔偿个案都来审查相关的法律冲突，对司法效率也有很大的影响。也许问题的解决并不在司法机关，而更在负有法规备案审查之职的部门。

　　□王琳(海南大学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