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锐：民众为何对公捕赞赏有加

　　作者：萧锐

　　9月8日，按照郑州市公安局的统一安排，其下属各分局分别举行了违法犯罪“定点揭露大会”暨公捕大会，公开批捕了部分犯罪嫌疑人。面对公捕行为，民众与法律专家之间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民众表示：“这样的活动应该多组织，能震慑犯罪行为！”而专家则认为，在法院宣判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视为有罪。让犯罪嫌疑人抛头露面的做法有所不妥。(9月10日《郑州晚报》)

　　关于公捕公判的合法性问题，来自各方面的争论已经对峙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讨论随着媒体关于各地公捕大会的刷新报道而时成高潮，但却也随着新闻头条的下沉而雨过地皮、不了了之。笔者认为，面对公捕这个法律问题的观念分野其实更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犯罪嫌疑人被反铐双手，推成光头，每一名“罪犯”都由两名警察押解到会场低头示众，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而所谓的“公捕大会”，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未经法院审理并作出有罪判决的公民作为在政治权利上、人格尊严上均可蔑视以至践踏的对象加以某种程度的侮辱，试图起到据说很好的“震慑犯罪”的效果。至于具体效果究竟如何，因无量化标准，一直无人深究。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逮捕必须经检察院批准或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法律并未明文规定，逮捕是“公开”还是“秘密”进行。这就给一些部门的某种权力自授提供了“可以灵活掌握”的说辞。但《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公捕大会却给公众留下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的表象，对于日后的公正审判及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这样的道理已经成了祥林嫂的唠叨，但依旧无法消弭来自普通百姓认为公捕“解恨”、“效果很好”的喝彩，法律专家因此陷入一种相对尴尬的境地。

　　其实，早在198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在给辽宁省检察院的回复中明确表明了对“公捕”问题的态度。最高检从“一些地方因公捕带来的副作用”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罗列式剖析：有的把已羁押的人犯，又拉到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逮捕，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有的对已批准或决定逮捕的人犯，不立即执行逮捕，而等待“公捕”，拖延了时日，违背了法律的时限规定，甚至造成人犯逃跑；特别是对有的案犯主要犯罪事实尚未查清，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逮捕，将给预审、起诉、审判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对逮捕这种强制措施，不宜采用“公捕”形式。最高检在以后二十多年时间里，多次表明如上的态度。最高检答复的法律权威属性不容置疑，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公捕合法性问题本来就不该成为问题。

　　而面对公捕这一明显不合法的“执法行为”，我们看到的，却是地方公检法机关的通力配合，尤其还有被正面描述为对公捕“大加赞赏”、“极为欢迎”的民众代表。针对这一现象，需要的恐怕不仅仅是部门协调这么简单的操作，更应该是公民法治观念与权利意识的全面更新。毕竟，法治社会的架构，是制度革新，更是土壤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