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慈善怎能绑定道德

　　作者：徐友渔

　　我心里暗中惊异的是，他的产业实在太小，生活也很简朴，怎么有心资助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东方来客？

　　不久前不断发生“慈善风波”，引起媒体的热烈报道和人们的广泛关注。先是有北大受资助研究生中途退学，用捐助款办公司，捐助人强烈批评，并扬言要诉诸法律解决；接着有山西患病女孩被指责携带捐助余款“潜逃”，被组织募捐的网友广泛声讨;然后有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被指缺乏感恩意识，取消受助资格。

　　最新的消息是，河南慈善总会要求受捐学子签协议回捐，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执一词，争论热烈。以上种种足以让我们思考诸如“什么是慈善”“捐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

　　目前引起风波的慈善与捐助，带有昔日的如下特征：第一，它不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依靠体制来进行，是个人性的，一对一的，而且往往还是面对面的；第二，资助者和受资助者在地位和人格上不平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性、契约性的，而是未言明而约定俗成的，或者一厢情愿的；第三，受资助者在接受资助时，需要付出一定代价，这可能是自尊心，也可能是必须承担一定的人情或道德义务，比如向资助人表示感恩，向他们汇报自己的表现，或者保证自己今后也要做善事，等等。

　　据此我们看到，慈善风波的出现，是由于资助者和受资助者之间对权利和义务理解不一致，而产生的误解和怨气。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社会即使不能说没有，至少不像在我们这里如此严重，原因就在于，在那里，别人的慈善与捐助，不论在理念还是操作方式上，都不是古代方式而是现代方式。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赴英国牛津大学，公费学习期满后得到资助继续学习，有过亲身体验。提供捐助的是一位英国小企业主，完全不认识我，他是从一位牛津的教师那里得知我很想继续学习，就提供了经济援助。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和他有任何直接联系，当然也就谈不上感恩、汇报学业或者承诺以后对任何方面的报效。我只是通过有关文件知道，他和大学方面的协定非常复杂、详尽，因为校方要负责资金的管理、发放，而且要担保资助属实，因为资助者可以得到税收方面的一定减免，算是从国家那里得到一些回报。当然，我学成归国前专门去了一趟剑桥看望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上午。我们像好朋友一样聊天，我心里暗中惊异的是，他的产业实在太小，生活也很简朴，怎么有心资助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东方来客？

　　根据这样的经验，我觉得

襄樊市总工会举办以“感恩的心”为主题的捐赠仪式是不恰当的。假如我是受捐助的贫困大学生，不管我有多么强的知恩感恩之心，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很难开口。设身处地地想，我理想的捐助者和捐助组织者，应该使事情悄然进行，我不想使我获得资助一事成为高声喧哗的事件。至于以后对社会的回报，我认为这是一个道德感的问题，而不是法定责任问题。而且，从心理上说，如果我在接受资助的一开始和过程中就不得不别别扭扭、有伤自尊地作了表示，我可能会产生“双方情义两清”的感受，而如果没有勉强的表态，也许我会一辈子记住我曾经受恩。

　　根据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河南慈善总会的做法也有欠考虑之处，他们今年的助学活动要求受助者签订一份“道德协议”，协议要求受助方承诺，参加工作后，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在不影响生活和工作的前提下，要自愿回捐不少于受助的资金3000元。类似情况还有，平顶山鲁山县两名企业家出资220万，资助82名学生完成学业，这些学生也要签订协议，承诺每年汇报一次学业，毕业后3年内还清钱，等等。

　　河南慈善总会称，“道德协议”将是协商式，而非强制式。我认为这个考虑是不妥的：既非强制，就可以不执行，因此协议是无用的；既然不执行也没有违反“道德协议”，因此它会在客观上起到鼓励人们选择道德下限的作用。

　　河南省慈善总会负责人还说，要求签协议回捐，是为了基金能长久运行。这种考虑虽然用心良苦，但不能用慈善或捐助的名义，改成某种名目的贷款。基金的运作有多种方式，但不能从受捐者那里直接回收。

　　总之，讨论目前的“慈善风波”，我们不要把慈善和捐助与道德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