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用一天一根稻草压倒骆驼

　　作者：熊培云

　　任何“多赢”的局面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春风化雨从人心中长出来的。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着怎样的权利，或者淡漠了自己的欲望与痛苦，在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无动于衷，则不可能有多赢的局面出现。

　　最近，有这样一则新闻：由于对银行的服务不满，北京某客户前不久戏剧性“报复”这家银行。

　　事情的原委是，据这位客户称，当日9点左右他到这家银行准备办理异地汇款，当时他拿到的是29号，前面排着二十多人。在等候的过程中，他看到一名女客户没等到叫号就坐在了窗口前，对此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制止，而且很痛快地为她办理了业务”。这一“加塞儿现象”让他非常不快，并由此认定这家银行的服务有失公平。所以，在等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报复”了银行，先是将汇款分为13笔办理，然后又向账户中存了92次1元面值的现钞，几分钟便可以办完的事情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

　　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考察，这位储户的报复行为导致了“多输”局面的形成。对银行来说，正常的业务受到干扰，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对这位储户本人来说，他宁可白白浪费掉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出这口气，而当他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处罚银行时，也是在“自残”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话。同样，这种报复对社会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由于他长时间“霸占”窗口，实际上已经让这个窗口处于一种半瘫痪或者半歇业状态，这或多或少会浪费掉其他在银行大厅里等着办理业务者的时间。

　　近年来，人们热衷谈“双赢”或者“多赢”，开始注意到人类过往的历史充满了太多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都在验证“零和游戏”这一理论。然而，这种你输我赢的赌博游戏并不会从整体上增进人类的福祉。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邪恶进化论”，

　　然而，任何“多赢”的局面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春风化雨从人心中长出来的。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着怎样的权利，或者淡漠了自己的欲望与痛苦，在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无动于衷，则不可能有多赢的局面出现。因为多赢的前提是各方都有利欲并且确定有利可图，它必须立足于人们对利益的公平追逐与保守，而非建立在一方忍辱含垢、唾面自干，或对权利无知无识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相信和谐是在社会充分博弈后才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就应该承认在利益纠结过程中产生冲突、隔阂与不和谐才是生活的常态。这位储户的报复尽管是一种“不和谐行为”，但是对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说，这种被正人君子藐视的“日常反抗”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这位储户对银行工作安排中的瑕疵投了反对票，会促进银行加以纠正或者警醒。事实上，这个小冲突也间接证明银行在“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直到三个小时后，这位储户才在银行的值班经理和工作人员不断解释和劝说下，最终停止了“反抗”。

　　“日常反抗”是政治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著名学者斯科特(J. Scott)认为，底层民众经常通过日常反抗来发泄他们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此前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权力是属于国家的，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极顺从，要么暴力反抗。然而，斯科特等学者认为，这些人一样可以通过某些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并将此称为“弱者的武器”。从外表看，这种“日常反抗”时常会给人一种“堕落”的印象，甚至出现如孙立平所说的“穷人堕落得更快”的假象。然而，正是这种“社会的溃疡”的出现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长队”最后总是排成“粗队”，直到最后像个吸盘一样压盖在值班窗口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排队者对秩序破坏者逆来顺受。如果在许多公共场合，人们都能像这位储户这样做一个

　　必须承认，冲突只是秩序重新整合的开始。没有冲突，社会只会原地踏步而不可能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日常抵抗”同样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举例说在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偷懒磨洋工，不肯尽力于“公田”。然而，它却是最真实的、最合乎人性的反抗。与此相反，当时的制度设计却在相当程度上与人性背道而驰。如高王凌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一书中谈到，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农民瞒产私分、“偷盗”粮食等“抵抗”行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时至今日，没有谁会相信当年农民只知按部就班、死心踏地地赚取工分，便可以实现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赢”。历史已经证明，在农民采取“反行为”的过程中，正是国家、集体遭受损失、社员浪费青春的“多输”格局，使这种做法终于难以为继、改弦更张，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篇章。简单说，社员们每天偷着放上一根稻草，就把不合理的制度的骆驼压垮了。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