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让中秋节真正成为团圆之日

　　作者：程亚文

　　将中国传统三大节日上升为国家法定节日，以及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孔子的诞生日定为教师节的诉求，显然不能简单地看做仅仅是传统情结在当代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反映。传统的复归，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一种客观而自然的社会历史进程。

　　转夏过去，北京的天气，一点点凉下来了。在变得温存的风中，仿佛已经飘来浓郁的桂花香。而在街上，看到商家的广告，铺天盖地已是中秋月饼的信息。一年一度，中秋节又要到了。

　　不言而喻，对中国人来说，中秋节仍是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可惜的是，每年到这一天的时候，人们都无法停下手中的工作，还是得照常上班，这使得节日的庆典，只能凝聚到了傍晚归来的那短暂一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使人们无法在这一天，静下心来完整地陪伴家人，一起感受家庭的温馨与朋友的亲切。

　　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让中秋节真正成为团圆之日呢？好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倡议，将中秋节、端午节和清明节等中国三大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这种呼声，最近几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并且在形式上，已不再局限于网络上的讨论，而是变为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议案提案，上了国家政治的讲坛。

　　节日似乎还是传统点好。就连教师节，近年以来也有人对它动起了脑筋，感觉它实际上有可能、也应该与中国自己的传统对接起来。在刚刚过去的9月10日教师节期间，不少学者就又如去年这个时候一样，呼吁将孔子诞生的9月28日定为教师节。

　　将中国传统三大节日上升为国家法定节日，以及将中国

传统文化符号孔子的诞生日定为教师节的诉求，显然不能简单地看做仅仅是传统情结在当代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反映。为何早不来迟不来，偏偏是在21世纪初的这个时候，有人提倡读古经，有学校开始教孩子习古礼，有些地方还为某些历史名人的出生地而争吵不休？而且这些现象，不是两三个别，而是蔚然成风。

　　重新尊重起传统，所表露的事实，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之后，文化本土化意识必然被焕发。软的文化是对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的补充和反馈。传统的复归，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一种客观而自然的社会历史进程。

　　因此，一味反对中国的“传统化”没有意义。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生命形态的集体选择，不是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传统中国”的重现和再造，有着强大的社会心理惯性，是中国民众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不会因为有人反对，它就会退居一旁。同样，如果时机未到，不会因为有人赞同和提倡，“传统”就会应声而来。

　　那么，“传统”是不是就意味着只是孔子、孟子，只是叩头作揖，只是慎终追远呢？在一些激进的传统主义者心目中，传统好像就是这些东西，只有“中国”的，才是“传统”的。而这样的“中国”，当然不能是“现代中国”，只能是1840年之前的那个“传统中国”了。

　　1840年到今天，那许许多多不同于1840年之前的“非中国”的东西，诸如科学信仰、民主精神和市场逻辑，就不是“中国”的而且非“传统”了？学者甘阳对此给出的是否定的回答。1840年到现在的众多思想和实践，实际上同样构成了“中国传统”的部分，是对“中国传统”的丰富和发展，同样植入了“中国文化”的肌体中。不尊重这一段历史及其选择，同样谈不上对“中国”和“传统”的尊重。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故之应有两种最低文化认同：一是对中国自身上千年来历史与文化的最低认同，二是对近百年来所接受的外来文化的最低认同。没有纯粹“外国”的东西，也没有纯粹“中国”的东西。在确立这两种最低认同的基础上，自由地进行文化选择和创造，才是中国文明复兴的自然之途。

　　提倡某种东西未必一定要以排斥某种东西为前提。对“中国”之外的东西建起隔离墙，反映的是心灵的封闭和文化不自信。一种强大而有自信的文明敢于在树立自身主体性的基础上，又坦然接纳和消化他者。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一些中国贤哲，做出了好的榜样。传统主义者梁漱溟先生，在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时，他所说出的儒很好、佛很好、基督教很好、伊斯兰教也很好的评语，就曾令来访者惊讶万分，让他感觉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

　　如同政治需要制衡一样，文化也是在不同价值的相互制衡中丰富和发展的。基本来说，如同英国文化论者阿诺德所说的那样，一种健康的文明，要实现世俗理性精神与宗教信仰精神，即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之间的平衡。当前复兴中国文明传统，可以理解为恢复中国传统的信仰精神。但从中国自身传统来论，类似于西方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还非常薄弱。因此，今天中国一边要大力复兴中国固有传统，另外一边，又要防止“传统”过度，形成传统的独断。　　

　　作者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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