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拾棉花争议更应注重学生权利

　　作者：杨涛

　　每年秋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百万拾棉花的学生都会成为家长关注的话题，最近两周，记者从许多学生和家长打来的热线中发现，城里的孩子并不适应这项劳动实践，拾棉花在一些学生和家长眼里成了一项“痛苦”的任务，从而出现了各种怪现象：家长帮孩子完成任务、学生交钱买“任务”、施“苦肉计”开病假条等。(《都市消费晨报》9月23日)

　　这场关于“拾棉花”的争议，许多人会引用90年代末,在北京组织中日中学生夏令营的事件(在这个夏令营比赛中，中国学生动手和吃苦能力都比日本学生表现差)来论证让学生“拾棉花”进行勤工俭学的重要性。是的，我并不否认学生应当进行适当的勤工俭学，培养动手能力，正如浙江省规定高中学生必须学习通用技术课(这门教学内容包括修马桶、做凳子、换灯泡等日常生活常用技术)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一样。但是，当我看完报道以及一些亲历者的博客文章后，我感觉这个争议中最重要不是学生应不应该“拾棉花”的问题，而是“拾棉花”的学生的权利问题。

　　在一些学校，将“拾棉花”与毕业证直接挂钩，比如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就规定：如果不参与社会实践，或者劳动时间不够，很可能就拿不到毕业证。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学校有没有权力以这种“拾棉花”的社会实践为由不给学生颁发毕业证？显然，第一，社会实践这门课是否被教育部门规定为与毕业证直接挂钩的必修课，如果没有，那么学校就不能不颁布毕业证；第二，社会实践是否就等同于“拾棉花”，如果参加了其他类型的社会实践而没有“拾棉花”，学校有无权力不颁布毕业证呢？

　　“拾棉花”学生的权利第二个问题在于，学生进行勤工俭学、“拾棉花”中劳动条件与劳动强度的解决问题。在普通人看来，特别一些农民看来，“拾棉花”也许是最简单的体力活，但是，对于一些城里的学生，特别是独生子女来说，“拾棉花”却是劳动条件很差，体力强度很大的活(新疆财经大学就不再组织学生拾棉花了，原因在于团场生活环境较差，学生、家长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因此，不管是“拾棉花”还是其他勤工俭学的活，虽然是要锻炼学生，但也不能以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为前提，像南方一些省份，学校组织学生到工厂进行高强度体力活，有学生甚至累死在流水线上，这种情形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去年，《兰州晨报》报道说，甘肃省民勤县组织五万学生下地摘棉花，民勤县东关小学五年级的几名同学说，学校组织学生摘棉花那天，因为天冷，很多同学都没有完成任务，老师说完不成任务的要在学校打扫卫生和掏厕所！这种不顾学生实际条件强制任务的做法，从根本上已经扭曲了勤工俭学和劳动实践的的本意，成为一种学校奴役学生的行为。因此，必须保障学生最基本的劳动条件和不得超过一定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

　　“拾棉花”学生的权利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保障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实践的学生获得劳动报酬。“拾棉花”既然是一项勤工俭学活动，学生当然也享有报酬，这是学生法定的权利，也能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劳动的价值与乐趣。拾每公斤棉花最少是0.65元、每人每天最少摘35公斤棉花，那么一天至少有二十多元的收入，这笔钱除了学生的伙食等必要开支外，都应当作为学生的报酬进行支付，学校不能从中得钱。此外，对于没有参加劳动的学生也不能“以钱代劳”，这不但偏离勤工俭学的宗旨，而且有损公平、公正。因此，任何勤工俭学都应当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勤工俭学活动不能成为学校或者其他部门进行敛财的工具。

　　因此，我以为，尽管勤工俭学、劳动实践对于学生是很必要，但我们应当重视在这其中的学生权利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对于勤工俭学、劳动实践的方式、时间、劳动条件保障、劳动报酬的获得，应当由学校、学生、家长和专家来共同商议，拿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而不是由学校单方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