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少民：影响中日关系的本与末

　　作者：许少民

　　最近，关于日本新任首相的选举成为了国内各媒体媒体的重头戏，而随着福田康夫的当选，这场游戏已经在日本落下帷幕，但在彼岸的中国，后续震荡依旧延续。各大报纸媒体纷纷将福田拿到“政治解剖台”上，查家谱，验政治DNA，剖析政治人格，俨然也成为某些媒体乐此不疲的爱好。纵观众多报纸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的分析，尽管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但都冀望日本信任首相能够为中日关系广种“福田”，而这种冀望伴随着温家宝总理邀请福田尽快访华已经上升为“主流舆论”的高度。

　　的确，政治人格的分析对理解中日之间的关系走向非常重要。正如织田信长所言：“所谓的政治就是揣摩人性，不能了解乡下人的固执，京都人的傲慢，就不能真正了解政治。”同样，我们也遵循这种思维而辩解到——如果不能了解日本领袖是鹰派抑或是鸽派，如果不能了解其历史观，如果不了解其祖宗的政治履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规约为对某些官僚或者个人心理的“还原主义方法”研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化的寄托，而不是对本质的客观认识。实际上，正如武心波所言：“日本的外交，就如同它的国民性一样往往让人琢磨不定，仅仅通过一系列表面公开的外交活动和公文，是难以读懂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和心思的，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其表现就十分的明显……”。而让我奇怪的是，我们的国民本身已经对日本领袖这种对中外交的两面性手腕感受相当深刻，但我们却总怀着一种对日本政治领袖的幻想症。

　　在我看来，制约中日之间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不是日本首相的政治人格，而是日本内部独特的政治结构以及中日之间的战略结构。不了解横亘在中日友好合作之上的结构性制约，也就不了解日本的外交，也不能准确预测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首先，日本政党内部独特的派阀政治结构强烈的制约日本政治领袖的行为选择以及思维逻辑。自从1955年体制建立以来，自民党作为老牌执政党，其派阀政治不仅从来没有消亡反而在不断的蔓延与巩固。在派阀政治的传统结构制约之下，无论是政治领袖的选举、内阁成员的分配抑或是政策的制定都带有强烈的派阀色彩。简而言之，“派阀”成为了日本政治的核心关键词，也是了解日本政治不可逾越的一道关卡。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政治领袖作为派阀结构制约之下的产物，其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其政策偏好以及动机来采取行动，其必须综合权衡各派阀之间的利益。因此，这种派阀政治的结构性制约本身就压缩了政治领袖的思维空间以及政治行动空间。日本首相更多的沦落为各派阀之间的协调人，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决策者，一旦首相不能够很好的协调派阀之间的利益分配，那么首相也就成为了替罪羔羊，黯然离职。实际上，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首相犹如走马观花一样已经成为了日本政治一道独特的政治风景线，而其背后很大程度上都与派阀政治息息相关。日本首相尽管权力很大，除非首相能够冲破派阀结构的

天花板，否则其无时无刻不受到日本派阀政治结构的隐形制约。在日本的政坛上，小泉之所以能够力挽狂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其当政主要不是依靠自民党内派阀大佬的支持，而是依靠党内年轻议员以及日本国民的强烈支持。正是避开了自民党内的派阀老巢，不需要过分的寄托党内的派阀支持，使得小泉拥有了难得一见的决策自主性，使得小泉在引入派阀之外的内阁成员以及推行日本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考察日本的政治历史，可以发现，诟病日本派阀政治的首相并不唯独小泉而已，三木武夫，福田鸠夫都曾经挑战过派阀政治，但最后都撞得头破血流，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体现出日本自民党派阀的顽强生命力。只要派阀继续存在，单纯的考虑日本首相的政策与动机偏好是不现实的，也无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纵观此次首相选举，媒体报纸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日本“派阀政治”与“密室政治”的回归，而这也意味着福田的政策走向也将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派阀色彩。

　　其次，中日之间的战略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从某种程度上讲，中日之间友好合作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之根源在于两者的战略矛盾。一方面，自从90以来，日本政治家或隐或现的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化的战略目标，从石源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到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到安倍的“建立美丽国家”，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已经浮出水面。毫无疑问，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无论如何也会谋求一个与其自身实力相符合的政治大国地位。通过自身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无论是在军事实力的扩展、日美同盟的合作的深化、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职位、构建或者引导东亚经济圈、文化战略的输出等方面，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已经悄然成形。实际上，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不可避免的要求抑制中国实力的膨胀，同时借助区域外势力钳住中国，实现区域主导地位；另外一方面，伴随着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以此为依托的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与与日俱增，中国也希望能够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参与者，能够有自身的话语权，也能够独立构建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框架。这个战略从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规制日本的意味，而这种规制由于日本政客行为的吊诡性，政治家对历史态度的模糊认识以及日本右翼实力的存在与壮大而加剧。不可否认，日本日后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趋势不可逆转，但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而言，如果没有彻底的了解其战略背后的意图，中国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规制日本的机会。中日在战略结构上的矛盾远远比政治领袖的政治人格差异更让我们意识到中日之友好合作的脆弱性与敏感性。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往往通过历史问题、

钓鱼岛问题以及东海油气田等载体而不断的凸现，成为了中日友好合作的最大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走向，中日之间的摩擦与斗争依旧会是主流。

　　此次福田康夫临危受命，考察其政治偏、家庭背景以及政治履历固然重要，但更应该看到其背后的政治结构之制约与中日之间不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异的战略结构制约。一方面，正如许多媒体所言，福田的当选凸现了日本“派阀政治”的重现，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会给福田的政策走向带来强烈的制约。此次福田临危受命，其主要的目的是凝聚自民党的向心力，挽救自民党免于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因此，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之下，福田的协调角色更加突出，而这也将导致福田在对中外交政策议题上失去更多的独立性。的确，福田个人的政治偏好固然重要，但是他也必须在派阀政治的框架内权衡各派的利益——据来自接近日本政圈人士的消息，福田对安倍和麻生曾积极推动的美日印澳四国框架不感兴趣，但若麻生派在福田内阁占据一定位置，届时福田是否又有可能被迫做出某种妥协，也是人们必须观察的问题。至于在要求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等涉及中日潜在战略冲突的问题上，预计福田仍将维持日本的一贯立场。但无论如何，福田干脆利落的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本身可以避免中日外交的动荡。其次，考察福田能否推行其对中政策的另外一个特殊考量因素在于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权力对峙。自从自民党在上次选举中失去参议院的主导地位之后，民主党势力大增，同时体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声称要提前进行众议院选举，溃败自民党于措手不及，民主党势力的蔓延最终可能导致福田内阁的土崩瓦解，而这种瓦解也加重了对中政策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某些学者看来，福田如何应对朝野各执众参两院牛耳的“拧劲国会”、能否提出振奋人心的内政方针、能否闯过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的难关关系到内阁的寿命，也自然关系到其对中政策的有效实施。另外一方面，尽管作为自民党的温和派，但福田并不是彻底的“亲中派”人士。考察福田内阁外交政策的基点——“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亚洲一员”——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了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无论是联合国外交抑或是日美同盟的存在都将给中国带来难题，也将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两者之间敏感的战略神经，虽然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或许不容易显现、容易为我们的国民所淡忘、也巧妙的为我们的媒体所避开，但却最俱杀伤力，也是横亘在中日之间友好合作之前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最后，诚如先哲所言：“天下之理，舍亲就疏，舍本就末，舍贤就愚，舍近就远，可暂而已，久则害生。”当我们的媒体报纸简单的“舍本就末”，将决定中日之间的关系的要素简单归约为日本政治领袖的政治人格而忽视了背后最本质的要素时，长此以往，我们的国民将陷入一种“政治领袖决定论”的无知中。如果出现类似于福田这样的领袖，国民对于中日关系之良好发展信心满满，而如果再出现诸如小泉这样的首相，那么国民除了感叹不幸之外似乎也爱莫能助。然而，在我看来，充分的认识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是某些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家的特权，我们国民本身也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作为，至少它可以避免我们沦落为偏见与无知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