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来：国学有必要成为学科部类吗

　　作者：徐来

　　为国学一科专设学位，将其升级为独立的学科部类，经历了两年的快速发展以后，人大国学院再发新声，准备在国学教育领域内开拓出一番新天地来。

　　国学院的教授说，孔子学院、研究机构、党政机关和文艺创作部门都是国学生就业的好去处。罗列出的这几项，在略显紧张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中独树一帜，是热门职业中的热门职业。有此激励，国学院的招生情况想必不会太差。人多了，当然要做好“正名”工作。增设学位名与学科名，以摆脱“尴尬”局面，除了强化学术资源分配，剩下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既然国学院可以得到这样的名分，其他的学院是否也可以呢？近年中国高校界学院扩张，不少学院都已在尝试打破传统学科划分，实现跨学科发展，更有学院在此基础上重新定名，演化出不少新的学科名目。如果一并照此办理，恐怕难免“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的讥诮。

　　按照人大国学院的说法，建设国学科，出发点是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分类特点。那么中国传统人文学科分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事实上，古代中国不存在明确的学科分类。《论语》中曾提到，孔子在评点门徒时涉及了著名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很明显，这四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也无法作为学科设置方面的参考。墨学有“三表法”，说的是知识的形态，也并非学科分类。幸好，从刘歆开始，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分类。从最初的《七略》，到为人熟知的《四库全书》，四部分类法终于定型。我们现在说的学科分类，不过是这种图书分类法的延伸。

　　这个分类有多科学有效呢？试举一例。《四库全书》将“经部”分类如下：

　　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其中礼类分成周礼、仪礼、礼记等六属，小学类也分出训诂、字书等三属。

　　不难看出，古代中国人以基本经典作为分类的依据。经部之后，子、史、集的分类依据，则是其与基本经典的亲疏关系。图书分类如此，学科分类也是如此。所以传统的学科分类，事实上是一种混乱列举，混乱列举的依据，是所谓“圣人之言”。具体讨论这些著作，诗是文学作品，尚书春秋周礼是史书，孝经主要是伦理学———这个时候，国学院的教授发话了：“《诗经》被当做文学作品来对待，划入文学学科，《易经》则被当做哲学典籍，产生了极大的误读。”需要提醒这位教授的是，假如他所说的误读，指的是misread，那就该是一种“错误”的阐释行为。他担心别人错误阐释什么呢，“圣人之言”？把《诗》拉下“经坛”以后，“圣人之言”就不那么“神圣”了吗？

　　国学院的教授们还说：我们要培养的本来就是“通才”嘛，“国学的特点之一是‘通’”。真不幸，打开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满页写着的恰恰不是“通”。

　　儒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学术以后，官方学校教育就以基本经典作为学科分类的依据。在汉代，经学被分为五个类别，诗书礼易春秋各为一门，所谓“五经博士”。随后，各基本经典学派的分化又增值出新的学科，而纬学的介入又衍生出“内外学”的差别。学科之间，森严壁垒，看不见一点“通”的迹象。自汉以降数千年，无论是官方的庠序，还是民间的私塾，都没有将“通才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准则。回顾这两千年的教育史，不难发现，在传统模式下培养出的，不仅不是通才，甚至算不上什么专才。其中的大部分，近人讥之以“奴才”。

　　当然，传统中国产生了不少通才鸿儒，不过只要对这些大师稍有了解就该知道，他们都不是学校教育的产物。无论古今中外，真正意义上的通才无不是首先抱着过人的求知热情，再经过各种知识的反复洗刷，在长期的磨砺与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开放的求知心态是其根本，漫长的探索时间是必经的过程。

　　反观国学院的国学通才培养———通过转专业招生，人大国学院在短短两年里就多快好省地生产出了四届“国学人才”。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国学也不见得是什么了不得的学问嘛！

　　□本报文娱评论员 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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