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戈尔比克林顿更伟大

　　林达

　　戈尔当副总统，有点浪费人才

　　10月12日当地时间上午11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IPCC今年宣布，有九成以上的把握可以断定：人类活动是造成近50年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戈尔因长期研究、成功向国际社会宣传警示同一议题而获奖。

　　戈尔曾是克林顿时代连任8年的副总统，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有特殊意义的新闻。纵观这样一个人的道路，也非常有意思。

　　提起戈尔，不由自主跳出来的一个词，就是“好孩子”。戈尔是南方农庄主的儿子，浸信会的虔诚基督徒，他的父亲曾任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达35年。可以说，戈尔的信仰、教育和个性的结合，使得自己的天分发挥到最佳处。戈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努力积极上进的性格与教养形成的行为规范相结合。

　　童年戈尔在农庄的勤奋劳动、乡村的宗教引导和父亲在首都参院办公室的宽阔视野中度过。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

哈佛大学，又进入陆军服役，以军事记者身份被派往越南。退役后他在家乡田纳西州的乡村音乐之都纳什维尔任记者，进法学院学习，以记者身份揭露市政委员会主席的弊案。此案最后成功地被法庭定罪。1976年，28岁的戈尔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他主持了有关制药业控制物价的国会听证。遏制了制药公司的价格欺诈。1984年，36岁的戈尔以超过60%的选票当选为联邦参议员。

　　1988年，40岁的戈尔尝试竞选总统，虽未成功，却成绩不俗。1992年大选前，44岁的他再次准备竞选总统，却因为小儿子车祸重伤，他放弃一切竞选活动，在医院守了一个月而失去机会。最后由克林顿相邀为竞选伙伴而成为副总统。也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讨论环境问题的《濒危的地球》。8年副总统生涯，戈尔的舞台是有限的，美国副总统按照传统是个闲差，任何政治作为都由总统一肩担去，副总统有点形象大使的味道，反而还不及在议员位置上更能有所作为。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戈尔推动对二氧化碳排放收取“环境税”，推动一些与防止气候暖化有关的项目，可当了8年副总统，还是有点浪费人才的感觉。这个阶段戈尔应该算是个关注环境问题的政治家。

　　戈尔在副总统任上8年静候，是在为克林顿任满后的2000年大选做再次竞选总统的准备。虽然戈尔在选举中获得全国统计的多数票，却在按照选举制度确定的选举人票上失利。他输在一个甚至需要惊动最高法院裁决的非常微弱的选票差异，当时戈尔还在壮年的52岁。2004年，戈尔宣布不再参加竞选，如同承认自己已经是被翻过去的历史一页。

　　戈尔今日成就，远不下于总统

　　所幸的是，戈尔还有他长期的学术研究爱好。摆脱“总统”情结，戈尔真正开始把全部精力用于他学生时代就开始怀有强烈兴趣的、对气候暖化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个时候，戈尔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家，不再把政治仕途看作是唯一实现理想的途径。他反而获得了释放和自由。

　　他编辑补充了自己以前做的一段幻灯片，加入了非常重要的有关气候暖化和工业化关系的多媒体简报，正是这段简报，最后引出拍摄《不愿面对的真相》记录片的机会。此记录片是戈尔的多年研究的结果，不仅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也获得绝大多数该领域专家的认可。他同时也出版了同名著作。虽然同时获得和平奖的IPCC，作为联合国机构，为这个议题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可是记录片的视觉冲击，使得一个枯燥的科学议题，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命运的预测，能够强烈刺激和深刻地教育每一个人，影响更大。

　　此时戈尔做的工作，有可能对人类的未来行为决策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人是倾向于短视而急功近利的。假如没有一个振聋发聩的世界末日警讯，几乎无法把人们从眼前利益的陷阱中拖出来。而这部影片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警讯。确实，戈尔作为一个“个人”，这是他能够释放的最大能量了。

　　现在再回头看前总统克林顿，退休的时候也一样仍处壮年，也一样有过再干一番事业的勃勃雄心，可是克林顿在退休之后基本处于“吃老本”状态，只是以他前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世界各处巡回演讲，并且随着时间逝去，光彩也在迅速褪去。相比之下，戈尔超越政治家的学者气质，他的整体素质，能够在一个失败处境中，引领出追求人生理想的再生。

　　虽然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可是在现实中，成为顶尖政治家之后，放弃犹难。很多人认为，假如戈尔曾经在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国家会走出一番新局面。其实这纯属主观猜测。一个好人和好学者，未见得就一定是个好总统。在大的世界政治变局中，处于漩涡和矛盾焦点的位置，能否走好，能否不踩空，须有政治家的智慧，也有命运的安排。我们只能够说，今天戈尔取得的成就，远不下于一个总统，这并不是偶然的。

　　戈尔能以身作则吗？

　　在《不愿面对的真相》记录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媒体在充分肯定记录片成就的同时，也广泛报道了对戈尔的一些批评。例如，一些环保组织质疑戈尔关心“气候变暖”问题的诚意，提出一个事实：戈尔住着一栋堪称豪宅的大房子，根据电费计算，其耗费的能源是普通美国家庭的十几二十倍。电力能源的生产，本身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直接原因之一。

　　这其实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有点带有哲理意味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对某个社会问题的关注，是否必定意味着他自身的道德完善，是否至少在相关领域能够“从我做起”，彻底抑制自己的弱点和欲望，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这样的。人的理想追求往往是相当“抽象”的，通常只是在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索、完成一桩事业的雄心。假如这样的追求恰好对社会有利，就可能作出巨大贡献。而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和他个人的道德完美、个人克服弱点的能力并没有必然关系。

　　戈尔并非没有追求道德完善，在记录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他和妻子决定把《不愿面对的真相》影片和同名书的营收，全数捐给他创办的环保教育组织，“气候保护联盟”。这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戈尔也立即在自己的网站宣布，把获得的奖金也全数捐给同一组织。可是，要他放弃他高耗能的大房子，很可能是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深悉人的弱点，我们不会因此否定戈尔取得的成就。可以预料，他的工作成就可能会促进节能立法和节能措施，因此节约的能源，将远远超过他本人对能源的超额消耗。通过这样的细察也可看到，人的弱点与生俱来，是多么根深蒂固地在影响环境问题、以及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即便是一个最透彻了解气候暖化危机的人，他仍然可能在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无法放弃约束自己的享受而实践自己的理论。

　　以此推开去，我们就可以知道，解决环境问题是一件多么遥遥无期的事情。因为在抽象层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接受理论的阐述；作为一个批评者，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大企业、对政府、对他人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符合逻辑的批评，而落实到每一个人本身，我们往往都无法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正在破坏着环境的个人享受。我们行为的集合，徘徊于这个可悲的悖论，这就是地球灾难本身。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个令人沮丧的前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把今年的和平奖，颁发给和环境议题有关的组织和个人，以进一步提醒大家对这个议题的关注，包括对自己的审视和检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改。戈尔相关报道详见2007年10月19日出版生活报道A叠P33)

　　林达

　　知名旅美作家。著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随笔文集、《西班牙旅行笔记》、《带一本书去巴黎》、《扫起落叶好过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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