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贾平凹何必刻意修正自己农民意识

　　作者：郭之纯

　　贾平凹最近出版了长篇小说《高兴》。这部以其少时同学为原型、以拾荒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据称历时三年、五易其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了解了这些人的非常人生存状况后，震惊而愤慨，我的情绪使我同他们一样怨恨城市，仇恨富人”，但“第一稿后我意识到我的农民意识，我的偏见偏执，这是不对的”。于是，贾平凹开始修正自己的意识，并为此数次调整小说的情节、语言和节奏，试图加入一些“温暖感”等。

　　关注农民，而且关注的还是拾荒者这类边缘又边缘的人群，贾平凹的底层意识令人感佩。但当听说其刻意“修正”了自以为“偏见偏执”的第一稿，总感有些遗憾。当然，贾平凹的第一稿究竟如何笔者并无缘得见；我只是相信，从文学的角度贾平凹是一个十分成熟的作家，那么，其“震惊而愤慨”之余写出的小说肯定酣畅淋漓，特别有读头。然而，这样的第一稿被他自己“修正”了，作为读者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心态。

　　并不是鼓励作家一定要渲染穷人对城市的怨恨情绪或仇富心态。在笔者看来，一个作家应该将对社会的真切观感原汁原味地写出来，展现给公众，这便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作家既不能故意制造仇恨，也不该刻意粉饰现实。以贾平凹《高兴》为例，既然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是自己的同学，他们的“非常人生存状况”曾令作者那样震惊，那么贾平凹就有责任将他们的“非常人”生活客观地描述出来，以努力引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只有这样，那些拾荒者才真正有望多获得一些“温暖感”。只在自己的书里虚拟出一些“温暖感”，对那些“原型”们的生活不仅丝毫无益，甚至还有可能是一种“帮倒忙”，因为这有可能遮蔽掉人们对这一群体生活困苦的感知。

　　尤其是，贾平凹“修正”自以为偏见偏执的“农民意识”的理由令人难以认同。他认为：“从历史角度看，社会肯定是大进步大发展的，但农民出路问题，必然得牺牲一代或两代人的利益。农民进城，如何面对城市，城市如何接纳农民，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农民问题的确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当前进城农民的利益也的确正在相当程度上被牺牲。但这些被牺牲是否正当和必然呢？在笔者看来，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不该草率下结论——任何人也都没有权利下这样的结论。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农民的利益就该被牺牲，这样的作品是否客观公允，或便值得怀疑。

　　事实上，小说就是小说，无论由什么人写出也只是一本少数人才会关注的读物。一部小说本身很难对社会关系起到修改或“修正”之功，譬如《高兴》可以描述城乡关系和贫富差距，却又仅限于“描述”而已，对这种关系和差距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这样的性质注定了，小说只要能客观展现社会关系和矛盾，能够引起世人警醒，便是好的小说。因而作为作家，完全不必思虑过甚，惟恐小说写得尖利些就会引起什么乱子。

　　从这一角度看，笔者以为贾平凹完全不必刻意“修正”自己的第一感和第一稿。而且，能够和拾荒农民声气相通，为他们的遭遇“震惊而愤慨”，就作家的身份而言这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和意识。假如这种能力和意识也随着文稿的修改而被“修正”了，这当是作家最大的损失。

　　因此，“五易其稿”的《高兴》并不能让读者更“高兴”，而“修正”了农民意识的贾平凹同样令人心生杞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