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能否给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作者：杨涛

　　别列佐夫斯基是谁？俄罗斯的寡头，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叱咤风云的人物，凭着在前苏联结束后全国实行私有化的契机，敛聚了大量的财富。不过，在普京执政时，他与普京分道扬镳了，流亡英国。中新网10月23日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市检察长最近要求法院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涉嫌侵占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Aeroflot)资金一案判其9年徒刑。

　　在这个新闻中，我关心的不是别列佐夫斯基的命运，而是莫斯科市检察长提出判其9年徒刑的量刑建议。众所周知，在我国，检察官起诉被告人，通常只是提出被告人构成什么罪，触犯了刑法的哪一条款，具有什么样的情节，应当从轻或者从重惩处，并不会提出请求法院判处多少年的刑罚。一句话，我们的检察官只行使定罪请求权，而没有行使量刑建议权。

　　俄罗斯的检察官却不一样，他们不但提出别列佐夫斯基构成了诈骗罪和洗钱罪，并且要求法院判其9年徒刑，也就是说，检察官不但在行使定罪请求权，而且也行使着量刑的建议权。

　　其实，何止是俄罗斯，在西方许多法治国家，检察官都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在美国，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可以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协商和交易。辩诉交易有两种方式，一是控罪交易，一种是判刑交易。一旦辩诉交易成功，检察官就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法官一般也按照检察官的建议进行量刑。在日本，检察官出庭公诉中有论告和求刑。求刑就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请求法庭按照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标准来对被告人进行量刑。

　　量刑建议权是保证司法公开透明，置司法权于监督之下，确保司法公正行使的一项重要权力。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首先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形成监督与制约，如果检察官在公诉中，只提出请求判明什么罪，而不提出具体应当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或者多少年的有期徒刑，量刑问题全部交由法院自由裁量，那么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大，在量刑上，不能形成以检察权制约审判权的作用，容易导致司法不公。

　　其次，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也可以方便公众监督审判权。检察官不行使量刑建议权，法院对被告人的实际判刑没有检察官的建议作参考，公众很难发现法院量刑的不公，如果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与法院的实际判刑放在一起，公众很容易从中分析哪个更为合理。

　　最后，量刑建议权实际上也是置检察官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目前我们的体制下，被害人没有上诉权，只能请求检察官抗诉，如果检察官不进行量刑建议，即使法院作出了畸轻、畸重的判决，被害人没有一个参照系数，他的请求只能听命于检察官。而检察官进行了量刑建议，那么被害人只要发现法院的量刑与检察官的建议有很大出入，就可以请求抗诉，而检察官也不能再敷衍了事。

　　检察官不行使量刑建议权，在实践中不但给司法公正蒙上阴影，也事实上损害了检察院、法院的司法权威。比如，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因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网民们纷纷质疑这个判决太轻，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如云南晋宁县农民余有伙同昔日“狱友”张洪林绑架3少年，勒索15万元未果，良心发现，一边催款，一边劝同伙放人，最后拿出身上仅有的20元作路费，目送3少年“回家”。余有最终被法院以绑架罪判刑6年，并处罚金3万元，许多网民也质疑判决量太重。在这些引起社会重大争议的案件中，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检察机关量刑的建议，如此，一方面，的确在一些案件中，不能对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使得法院的正确判决不能得到检察官正面的支持，在社会上形成负面效应。

　　前些年，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对行使“量刑建议权”进行了试点，比如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就在案件审理中进行“量刑建议”尝试，在起诉书中附带“量刑建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后，这一试点还扩大到其他区检察机关。不过，时至今日，我们似乎没有听到“量刑建议权”相关的报道，不知这个试点还在推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