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一场拯救大四卡奴的禁烟运动

　　作者：李斌

　　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如果有人说他有6张信用卡，你可别以为他是大款，可能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2006中国大学生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大约每4个大学生就有1人持有信用卡。而按照台湾地区的金融主管部门的界定——无力偿还银行最低还款额、且连续3个月未能还款的人为“卡奴”。在上海银监局看来，大学生群体正在成为这个定义的适用主体，于是在不久前向各商业银行发出风险提示，要求加强对大学生信用卡的风险管理。

　　管理着美国最大的网络银行(荷兰国际集团直接银行)的加拿大银行家阿卡迪·库尔曼以标新立异著称。他的经营理念是：“多数银行都在想方设法刺激人们多花钱，而我们却告诉人们怎样更省钱。”基于此，他痛斥美国人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指责银行滥发信用卡的行为“助长了人们的消费瘾”，认为那是“消费主义的鸦片”。

　　如此说来，“上海部分银行将停办大四学生的信用卡”(《中国青年报》10月24日)的这番举动，倒像一场拯救大四卡奴的禁烟运动，有些壮士断腕的悲壮。那么，上级主管部门一声令下，大学生信用卡的发行就被上了“紧箍咒”吗？

　　报道显示，某银行的工作人员说，现在“大专学历的学生也不能办理信用卡。”好多银行也有选择性地只在部属或市属重点高校办理信用卡了。它们是如何论证名校、高学历这些光环与个人诚信程度以及信用卡授信额度成正比的？这且不去管它，我们只要能看出这些打上身份和学历歧视烙印的做法，背后蕴含的规避风险用意就行了。

　　曾有报道称，据黄浦区和浦东新区法院的数据统计，毕业正成为不少大学生卡奴逃债的方法，银行只能靠法院的裁定书来核销这一笔笔欠下的账目。由此可见，大四学生原本就不属于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优质客户”，所以，停办大四学生的信用卡，既顺应了上级要求，又规避了潜在风险，等于是抛掉了一个包袱。

　　以卡养卡，曾是不少“卡奴”引以为傲的“理财心得”，最极端的例子是“宁波一大学生办15张信用卡透支炒股”(《今日早报》8月22日)。卡奴能想出这个借鸡生蛋的“妙招”，而银行同样能“见招拆招”。

　　对于银行来说，提高信用卡的发卡量，并不等于提高了业务量。如果消费者只办卡不刷卡，那么银行将丧失利润的主要来源——刷卡手续费和贷款利息，信用卡业务也将沦为“皇帝的新衣”。由此，银行在发了卡之后，还要不遗余力地培养人们持卡消费的习惯。不少信用卡推销在宣传上往往避重就轻，有意识规避可能遇到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其他年级的大学生，例如，某些发卡行在《学生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特别注明联系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使他们在还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为满足欲望而寅吃卯粮，成为新一代“卡奴”。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现实中，一些月入数千的白领因无法提供某些有效证明欲做卡奴而不得，作为“三无人员”(无固定工作、无收入、无稳定还款来源)的大学生却可以轻松数卡入袋。是现在的大学生消费能力比白领还牛吗？显然不是。银行的这种做法看似难以理解，却是完全符合自身利益的。

　　发卡行可以在《学生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删去“收入情况说明”一栏，完全忽略对学生卡申请人还款能力的审核。却要求大学生办卡时留下父母联系方式，并一一核实。这是为什么？正是把准了家长“总不能让孩子还没进入社会就有不良信用吧”的脉，深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孩子还不了款，实际付款风险还能着落在家长身上。

　　库尔曼认为，他和同事们不只是在经营银行，更是在“改变弥漫于整个银行业的误导行为”，因此拒绝在自己的网上直接银行提供信用卡服务。这种极端做法我们的

商业银行显然是不屑于效仿的，但是，针对大学生卡奴现象，早就有专家建议，银行应提高学生信用卡的申请“门槛”，对申请人的经济能力、理财能力、信用情况严格审查，要求申卡学生提交父母的书面授权书，由发卡行与家长共同对持卡大学生进行“财政监督”。而这些仍止于构想。

　　对银行来说，这些建议所增加的运营成本是现实可见的，而学生恶意透支、拖欠账款只是一种预期的风险，其数额远不足于构成银行的信贷危机。什么校园诚信危机、银行信誉风险，搞一场禁烟运动就能消弭无形了。虽然那些肉痛的学生家长不免愤怒得发中指，并掀起所谓的投诉热潮，可狼来了喊了许久，上级金融部门不也才慢吞吞地动了一下“真格”吗？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