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滨：不要怕律师帮了坏人

　　作者：邓子滨

　　据新华社报道，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律师法》。根据该法，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司法机关批准，有不被监听的权利。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共同目的和任务。而在实现这一目的、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要不要律师？律师是什么角色？应当起到什么作用？律师法的修订就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说，刑事法律的目的只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那么，有公安、司法机关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律师；而从打击犯罪的角度说，参与的机关越少，程序越简单，就越有效率，所以，不仅无需律师，无需冗长的程序，甚至无需公检法的分工。从重从快时期的程序缩并，“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走的都是这个路子。

　　但是，由某一机构单独惩治犯罪，这要有个前提：这个机构不会犯错误。一旦这个机构犯了错误，由于它背靠国家力量，就会有极强的伤害力。只要我们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就不能把生杀予夺的大权授予一个机构。所以，不仅要有公检法的分工，而且要强调三个机关的相互制约，强调它们应当各自遵循法定程序。

　　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将刑事法律的目的和任务仅仅归结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不够的，还应当把《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理解为刑事法律目的和任务的一部分。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含义是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由此划定了罪与非罪的边界。

　　犯罪圈的边界原本应当是清晰的，但由于语言天然具有模糊性，用语言写就的法律也就必有模糊之处。千奇百怪的、不讨人喜欢的行为，在与刑法条文的比对过程中，就难免发生歧义、争议甚至差误。这时，就需要有个律师，需要有个为“坏人”说话的律师。如果这个律师不为“坏人”说话，那就不如没有律师。况且，“坏人”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在律师为他说话时，法院还没有判定他真是一个坏人。

　　不仅不能视律师为惩罚犯罪的阻力，而且应当看到，律师通过对定罪证据的抗辩，促进了对真相的挖掘，使无罪的人最终洗脱了罪名，使有罪的人因有了充分的辩护而最终诚心服法。律师是完善的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刑事领域，如果没有律师，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在被剥夺之前，就可能没有充分申辩的机会。不要怕律师帮了“坏人”，就像我们不能要求医生先鉴别好人坏人再给人看病一样。而且，每当一名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都有另一名律师站到对的一面，在民事案件中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承认司法不同于行政，就要承认它不能自上而下、以力服人，就要认可控辩平等、法官居中。因此，司法的基础是双方平等武装。如果一方是动用国家资源的机关，另一方是被采取了强制措施的个人，那又谈何平等？故此，律师在制度设计上为弱势一方增添了砝码，为的是使审判更公平。当事人从法院那里得到公平，国家就从公众那里得到信任。

　　通过一个双方平等交锋的过程，可以最好地解决冲突，可以让讼争双方充分陈明各自的立场，可以让居中的裁判者更容易发现真相。在这一过程中，律师站在委托人的立场上，用自己的“偏袒”帮助法庭注意某个证据，而这个证据反倒可能被所谓“公允”的眼光所忽视。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隐私成为他们实现权利的基本保障。如果律师和委托人不能坦诚交流，那么，律师就会有顾虑，就不能对委托人恪尽忠诚，委托人也就不信任律师。没人委托，律师制度就消亡了，我们就回到过去了。

　　□邓子滨(北京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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