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记者的从业责任始终不曾改变

　　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今天是全国数十万记者的节日。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记者乃至整个新闻从业群体，一直担当着改革开放鼓呼者的角色。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舆论推手，我们观察，我们思考，我们呼吁，我们代言，我们记录并见证国家进步和社会变迁。

　　新闻界有前辈曾经自勉：“记者是社会良知的守望者，是社会变迁的暸望哨，是历史草稿的记录者。”我们不敢自视为“无冕之王”———作为整个从业群体，我们不敢自称有勇气“铁肩担道义”，也缺乏“妙手著华章”的理论功力、思想底气、认知水准和专业素养……正因为有点儿“心虚”，自2000年以来的八个记者节，面对社会舆论对记者乃至整个新闻从业群体的总体肯定，总有“一部分我们”深感诚惶诚恐。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视频——伴随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手段日益丰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记者的从业责任这一根本之“宗”，却始终不曾改变。在第八个记者节来临之机，我们尤其是我们中的“另一部分我们”，在享受职业荣誉的同时，还应当反思：我们是否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已尽到了记者的责任？我们的笔下有是非曲直，有毁誉忠奸，有公共利益，有个人隐私，有财产万千，有人命关天，有公信良知……对照以上一系列“有”，我们是否都做到了问心无愧抑或还时不时问心有愧？

　　说到公信力，就说本届记者节前，被全国数百家平面媒体、上千家网站恶炒的、所谓“社科院公布白领工资标准”的新闻，是否致使早已不同程度面临公信力危机的我们，不得不面对受众对我们执业操守的再一次考问？

　　执著、敬业、审慎、严谨、客观、求实，是受众也是社会对记者最一般的执业要求。对照上述“一般要求”，依我们这个从业群体的现状，我们是否有能力担当？记者节，我们仍然忙于新闻资讯采编，但我们也应腾出点时间来思考。

　　通常而论，记者的使命感、责任心包括执业操守，作为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养成，与“社会存在”密切关联。在阶层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乃至利益多元的时代，记者当然不可能超然于多元社会之外，不受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和纷扰。然而，这一切不能成为“另一部分的我们”逃避“现实”，回避社会焦点和民生热点，过度追逐功利的自我“安慰剂”。新闻事业之发展和繁荣，记者职业荣誉之展现，离不开时代之进步却又受制于时代之局限。譬如，现代法治社会里，记者的权利当有法律来界定、确认和保障。正因为每个时代都存在着局限性，我们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做到“依法从业”，但是，这并不是说，因权利保障尚未完全到位，“另一部分的我们”就可以懈怠甚至自我放纵，就可以不讲责任和放弃义务。

　　就上文所阐述的语境讲责任和义务，就是要在每个具体的社会“存在时段”内———在一个“长、宽、高”大致确定的报道空间里，记录我们所能记录，报道我们所能报道，呼吁我们所能呼吁，讴歌我们所能讴歌。不仅如此，我们还当以我们理应具备的思想、学识和理想，尽我们所能，把记录、报道、呼吁、讴歌做深做透。

　　“媒体责任重大，每天有待创新，我与你们共同分担命运和忧愁”———2001年9月12日，法国当代哲学大师德里达在《文汇报》留下上述赠言。适逢本届记者节，早报有幸荣获“2006-2007年度上海优秀创新媒体”称号。此时此刻，我们再次强调记者和媒体的责任，于转型中国———“创新中国”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旨在与同行共同体悟一个道理：从业者必须严守自己的崇高责任，秉持职业精神，努力开拓创新，才能做一个有担当、受读者信任的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