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改革要过大关

　　文/王东京

　　改革从1978年算，即将进入30年。三十而立，是关节点，当举杯一醉。虽说30年不长，弹指一挥间，不过经济持续数十年高增长，中国历史不多见。文景之治是38年，贞观之治仅23年，而且今天的成就，更非昔时可比。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所以不管将来历史学家怎么看，但我相信后辈子孙对这一段的评价不会差。

　　不是要评功摆好，GDP与财税的数字不罗列。这里想和读者讨论的，是下一步的改革思路。无须讳言，此前30年，改革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但总的说，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停停走走，仍有不少地方未尽如人意。而且到了今天，能改、好改的差不多都改了，再往后走，困难更棘手，矛盾也更多。

　　是的，我们已走到历史的关口，改革正在过大关，兵临城下，气只可鼓而不可泄。困难在于，打攻坚战，除了要有勇气，还要有谋略。最要紧的，是要摸准问题的症结，不然症结找不准，行差踏错，改革事倍功半不说，搞不好，还可能贻误大好的时机。因此抓住要害，对症下药，方为明智之举。

　　下面分三点谈，是个人的思考，意在抛砖引玉。

　　先说农村改革。可以肯定，发端于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将来必会载入史册。它的功劳，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现在的问题是，农民脱贫之后，如何致富？官方的数字，目前农民人均耕地1.4亩，很明显，农民若想靠一亩多地致富，怕是希望渺渺。笔者曾到河南农村调查，农民说，富不了是耕地太少，若是人均能种20亩地，致富不成问题。

　　邓小平早年就说，农村改革要有两次飞跃。第一次是家庭联产承包；第二次是土地规模经营。不错，没有规模经营，农民收入不可能大幅增加。所以农村今天改革的重点，应转向规模经营。与此相联系，我以为深化农村改革有三件事刻不容缓：一是农业人口非农化。农民不减少，规模经营无从下手；二是城镇化。不加快城镇化，农业劳力转不出，非农化则纸上谈兵。三是明细耕地产权。耕地流转，前提是农民要有产权。若产权不归农民，转让不合法，规模经营则只能纸上谈兵。

　　这三条，是当下三农问题的牛鼻子，若紧抓不放，农村改革必有大成。

　　再说国企改革。我的看法，此项改革的重点难点皆在产权。国企改革起步于利改税，而后改行承包，再搞股改，左试右试，效果不理想，为什么？说到底，是产权主体缺位。倒不是说国有资产名花无主，相反，国资属全民所有，政府文件写得清楚。问题是国资归全民所有，却非全民支配。国资的支配权，其实在各级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代理人，再授权给企业经管者。如此一来，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

　　经济学说，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人们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国企改革二十多年，至今乏善可陈，原因就在国家独资或一股独大。改制前，经营者用国家的钱办国家的工厂；改制后，经营者则用国家的股份办国家的公司。既然都是花别人钱办别人事，国企的效益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我的观点，国企下步改革的关键是改组股东会，引入非公资本，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再说政府改革。当前的困难，是政府当事人既无动力，又无压力。原因简单，以往改革都是精简机构。设身处地想，政府撤并机构，就要有官员下岗。切肤之痛，谁会真心实意地支持？麻烦在于，在政府之外，还找不到一种力量逼使政府成事。机构改或不改，旁人虽可提建议，但最后还得由政府说了算。假如你去部委演讲，告诉那里的官员，说撤销他们的机构有多重要，有多少好处，他们会赞成你？怕是与虎谋皮，徒劳而已。

　　当然不是说，机构改革有阻力，政府体制就不能改。而是说，政府改革要有作为，必须另辟蹊径。其实，改革政府，并非只机构改革一途，也未必一定要先改机构。我的看法，比改机构更重要的，是改革行政审批。相比撤并机构，此举之妙是兵不血刃，无需官员下岗，不会造成社会震动。而且审批制一改，迷恋机关的人必会减少，于是机构改革变得容易，干部制度改革即可顺水推舟。

　　说过多次，改革是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故当下需改革的，并不只这三方面，但要指出的是，在诸多改革中，此三方面最重要，牵一发动全身。所谓改革攻坚，我体会就是要集中兵力，突破重点。可以想见，未来五年，假若农村、国企与政府的改革能如期到位，

　　写到这里，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改两字，与大家共勉：“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