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文化激进与革命崇拜

　　文化激进与“革命崇拜”

　　由于社会变革时期改革的“不公正性”，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嫁接，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以及民粹大潮涌起时草率的引导，促成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和“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它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给民粹主义化的激进党派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民主原则对动荡的革命时代不适用，民主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俄国却以“革命崇拜”来办一切事情，把“妥协”地相互退让看作是最缺乏“革命性”的表现，在充满不可调和的二元对抗中，宁肯同归于尽也不求“双赢”。斗争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所有这一切，促使拥护激进变革的人纷纷走上街头。战争失败又加剧了社会结构的瓦解，动摇了政权的权威，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把同旧时代有关的规则当作嬉笑怒骂的对象，各种积怨都可以公开发泄。由于历史色盲症的互相传染，人们改变了对暴力的态度，通常认为刑事犯罪的事情现在都成了赞扬的对象，恐怖活动被赋予赎罪祭祀的职能。复仇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已不再区分死亡和谋杀的界限。在“不能戴着白手套干革命”的口号下，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效应全部被释放出来。在这一系列链条当中，初始的文化激进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它的先导宣传与后来的社会动荡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一个链条过程。

　　产生后来的巨变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支撑是复杂的，不能说它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直接产物，但有一点很清楚，没有19世纪后半叶起在所谓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培植起来的精神氛围，政治激进主义就不能出现。正是在政治激进派中间，普遍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思想，认为群众对“压迫者”和“革命的敌人”实行政治上的极刑是人民神圣的权利……国家的落后和拒绝改良在政治激进派那里都变成了优势，只要有助于社会矛盾的激发都是他们乐于看到的，甚至骇人听闻的灾祸——

　　广场式的哗众取宠最能得到群众

　　批判“道德虚无主义”是俄国文化保守主义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他们发现长期以来的历史总是教人学坏，在反对美学“暴动”的主宰下，在世俗化、物质化的文化背景下，俄罗斯传统的圣徒精神被抛弃，不择手段的“小人”总能战胜善良的“君子”，恶行能大行其道，良知与善的声音总是那么胆怯、那么低哑、那么不自信，爱远远退位于恨，谁要是热爱上帝，即便他没有妨碍任何人，他也会被认为是民众的公敌，宗教成了反动势力的必然延伸。谁要是热衷真与爱，他就会被怀疑对民众的幸福漠不关心，谁要是致力于创造性的纯粹文化研究，他便会被归类于不齿于人类的“反动学者”与“养尊处优者”，有教养、有文化则被讥讽为“脱离了人民”，以至于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文豪都认为，“俄国上层文化的主要错误在于脱离了人民”。他们一生都具有被底层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竭力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知识阶层在“拜民主义”的社会氛围内，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放弃了做人的底线。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说从绝对主义中衍生出来的“道德虚无主义”在俄国造成的影响，这种人格的变异和心灵扭曲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清理。

　　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在宣传这样一种理念：社会进步高于个人的自我完善，整体的利益、崇高的目的与个人道德操守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这二者是不同步的，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宏大叙事中被抛在一边。从涅恰耶夫开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许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达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碍，那么“以恶达到善”是不会受到谴责的，因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政治上的轻率与摒弃道德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为放弃自我完善的道德沦丧找到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怪不得还在1870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称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遍的流氓”。

　　广场式的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很容易造成更纯朴、更敢作敢为的印象，对于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来说，总是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灾难和外部的强力联系起来，对于现状总是存在着一种绝对完整的观点，这种心理习惯于推卸掉个人责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中快速翻身，于是“印象主义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离开理性的力量而奔向狂热的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激进派，而这些人恰恰不是从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俄国为暴力付出的社会代价、文化断层是无法想象的，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积累，新世界只能在蛮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