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作家太富还是太想富

　　作者：阿乙

　　作家对贫富是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谁也没有权力赋予作家必须贫穷的使命。但我比较头疼的是论者隐藏的观点，就是必须致富。作家一旦被赋予必须致富的使命，财富成为检验作家的唯一标准，写作的内在正当性就被破坏了。

　　财经记者吴怀尧在操弄“2007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后，自撰评论《中国作家，不是太富而是太穷》，以横扫书市的郭敬明和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为对比证据，认定现在作家赚钱是应该的，不是赚多了，而是赚少了。

　　这话说得并没有错，作家对贫富是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谁也没有权力赋予作家必须贫穷的使命。但我比较头疼的是论者隐藏的观点，就是必须致富。作家一旦被赋予必须致富的使命，财富成为检验作家的唯一标准，写作的内在正当性就被破坏了。

　　吴怀尧的坏作用就是他征用了作家的名义，将写手、电视明星、类型作者这些商品生产者的

　　尼尔·波兹曼写《娱乐至死》时，心情忧虑。他惶恐于印刷时代的消亡和电视时代的兴盛，觉得文化正在被娱乐僭越，人们在挠痒中自甘灭亡。波兹曼警惕于传播工具的更替，背后警惕的是受众的堕落本能。

　　以受众为天意，以财富量、点击率、收视率为天意数据，进而来影响作家的写作，这是作家群体消亡的前兆。在电视领域，一些老少咸宜的综艺选秀节目正成为某种标准，这个标准的日益坚固，意味着电视节目的策划、编导逐渐成为单一的挠痒工人，而成人和儿童在无区别的嘻哈声中，统一成为缺乏判断力的人。

　　有人认为，相对禁书这种极端行为来说，让观众把持遥控器或者图书排行榜，恰恰反映了民主。如今我只能说，这样的民主如果将其无限正确化，只会导致整体文化和文明的下降趋势。可能有人觉得我对商业作家、畅销作家怀有极大的偏见，他们说，让商业的归商业，文艺的归文艺，井水不犯河水，各有活法。但我不这样轻松，实例是有两个朋友，在文学路上跋涉多年，靠理想主义支撑分别写了一部不俗的长篇，但是被出版商逐一拒绝了。也许有人觉得我举的例证不客观，谁知道两位写得怎么样呢？问题是，在呕心沥血的小说没有出版后，其中一位朋友很快就和出版商谈好了一本娱乐书目的制作。我忧虑的就是这个，我不怕小说没有发表渠道，我怕本来写小说的，都写畅销书去了，本来是高智商的，都挠痒去了。这就是悲剧，这个悲剧正在那些拼命写军事题材电视剧和《兄弟》这种大嫂读物的严肃作家那里，得到充分体现。

　　我觉得，市场供需杠杆这东西的作用一旦过于夸张，可能比几个老棍把持文学刊物还可怕，正如洪水比没有水可怕。它说不定会意味着：不伦恋越来越多，而《洛丽塔》越来越少，婚外情越来越多，而《金瓶梅》越来越少，廉价的悲伤逆流成河，而人性变成小溪。

　　弄到最后，中国作家仍然不是太富，但已经太想富了。

　　□阿乙(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