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深圳取款设限当遭多重不作为之责

　　南都社论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支行给储户取现设限的行为引起一片哗然，这是一种无视商业契约精神的行为，在资本时代以剥夺消费者权益给取现设禁，反映出管理思维并未跟上资本时代的步伐，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钱庄时代。

　　首先应该肯定的一个前提是，深圳市金融机构应命设限的行为并不牵涉金融危机。此次是有关部门主动设限，而不是在挤兑之后被迫设限。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在付出了极大成本之后取得了惨淡的成功，目前国有各大

商业银行的拨备都远超所需，根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报，净利润大增：工行实现净利润413.9亿元，同比增长61.4%；中行295.43亿元，同比增长51.68%；建行342.55亿元，同比增长47.5%；交行89.18亿元，同比增长37.43%。预计明年利润还将大幅增长，这是由中国资本时代的大背景决定的，以往的不良贷款已经由高涨的物价与泛滥的货币消化。现金流量并不能反映金融的实际状况，以此给中国的金融行业下判断失之草率。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最大危机是经济热潮退却后的不良贷款，目前远未到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同步大增的过热经济形势。

　　下令深圳各金融机构给取现设禁是为了应对外患。

　　由于人民币加息与升值预期同时存在，这就给国际追逐人民币资产的热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由。据樊纲先生提供的数据，2007年一季度，中国的外汇储蓄增加了1400亿，而900亿是资本账户，这些进入中国的外资有部分流入了股市与楼市。

　　那么，为什么大量的现金提取发生在深圳，为什么偏偏要给深圳取现设禁？原因很简单，因为深圳距香港最近，是外资进入内地的第一站。深圳市现金净投放量已连续6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今年头9个月深圳的现金净投放量占全国的近一半。

　　深圳现金投放量居高不下并非始于今日，从1998年开始，深圳从现金净回笼转变为净投放，而后迅速放大，一发而不可收。

人民银行2002年在深圳市各银行现金投放量猛增之后进行调查发现，香港客观上形成的庞大的人民币现金市场与深圳市现金投放的猛然增加是同步的。据于学军先生研究，深圳现金巨额投放的100%以上都是由银行储蓄存款支取出去的。那些现金交易表面上是购买了电子元件等商品，却无法回笼，在追踪之下研究者发觉进入了香港人民币汇兑市场。正如港币强势时通过深圳源源不断流入内地一样，在人民币强势时，通过深圳这一资金窗口源源不断流向香港，进而流向国际市场。今年以来，由于港币与美元一同贬值，人民币资产更炙手可热，境内外投资者暴炒深圳

房地产与香港H股，因此在深圳形成了庞大的资金流。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决策层为何如此忧心忡忡，在人民币加快升值的前夕，控制资本项目是重中之重，而深圳的现金支取使决策层无法控制主要窗口，因此不惜冒天下之骂名，以违规的方式限制储户的权益，进行一刀切式的限制式管理。

　　令人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种长期存在而央行早已心知肚明的货币现象，为什么有关决策层却迟迟不予阻止，对于外资房地产投资、在当地商品交易发展除现金以外的多种支付方式，而任其发展至烈火燎原之势，突然以设定提取现金额度的极端方式加以控制？有关部门显然难辞行政不作为之咎，并且有计划经济思维之嫌。此为质问之一。

　　质问之二是，从深圳支取现金现象“大爆炸”以来，有关部门迟迟不予干预，更是频频以吸引外资、拉动房地产消费作为撬动经济的杠杆，而未能预见到经济过热与货币升值并存的双重压力，为了短期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提升，而对长期隐患不作预案，有关方面是否有鼠目寸光之嫌？

　　最后的质问是，既然大量现金支取是各种资金追逐人民币资产价格的表现形式，以严堵的方式是否能收到效果？对收益的市场追逐总能在制约之下找到突破之方，如果地下金融钱庄与国内金融机构联手，监管部门又能奈之何？既然政府能够在天津滨海新区试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为何不能在与香港一步之遥、对于人民币自由兑换更迫切的深圳也开放一个窗口进行压力试验？

　　总之，深圳金融机构取现设禁情有可原但责无可绾，难以应对违反条例、行政不作为、目光短浅——无资本时代长期货币管理理念之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