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滨：警察的子弹对民众都应是诚实的

　　作者：邓子滨

　　有关方面应当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和公正调查处理，树立警察的权威和公信力。这一次勇于承认事实，下一次公众就会更加信赖官方的结论。

　　社会的和谐需要警察的武力保卫。和谐需要适当的武力，或许这本身就是无奈。在与现行犯罪的殊死搏斗中，平均每天就要有一名警察牺牲，而且可以肯定，能够直面危险、蹈死不顾的，都是真正的好警察，都是我们社会的英雄儿女。

　　对公众来说，一旦遇到强悍的匪徒，生命面临直接的、现实的威胁，人们不仅首先想到警察，而且希望他有能力“一招制敌”。这时候，人们希望警察有枪，敢于用枪，并且枪枪命中。但是，更多的时候，在一片安详的社会场景中，荷枪实弹的警察反倒会带给人们不安的感觉。这就有一个问题：警察权应当有多大？

　　公众希望警察权有多大，与人们所处的社会治安的总体环境，与警察的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与民间的枪支保有量，都有直接的关系。

　　其一，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候，人们希望扩大警察权，警察越强大，人们越安全；社会治安良好的时候，人们希望限制警察权，因为过大的警察权，若出现权力的滥用，也会威胁人们的安全，特殊情况下，甚至形成超过犯罪的侵害。更由于警察权是背靠国家的，不仅强大，而且往往能以法的名义，所以更需要从制度上加以适当规制。

　　其二，如果警察的法制观念强、执法水平高，那么人们可以更放心地赋予警察更多的权力。不过，这有一个条件，就是同时具有极强的外部监督权力，以克制警察权可能的滥用。这个外部权力不是来自某个部门的，因为监督别人的人也需要监督，而是应当来自整个法律制度的保障。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警察权的赋予就要慎之又慎。

　　其三，如果这个社会像美国那样每个成年人持枪是合法的，或者处在私枪泛滥的非常状态，那么，警察权必须强大，强大到足以压制一般武装的匪徒。但如果民间枪支极少，警察的超强武力就是多余的，因为过剩的武力在少数胡乱发威或者私愤填膺的警察那里，必然导致自悔、民怨、官怒的不幸事件。

　　面对不容乐观的治安状况，广州市有关领导曾经要求，在执勤中面对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安全时要敢于开枪(见2006年4月5日《南方都市报》)。但实际操作中，如何把握分寸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知道，真理再向前走半步就是谬误，警察当机立断如何才能算合适，如何才能有分寸，恐怕不是一句理念式的要求就能解决的。事实上，在广州此次枪击事件中，让人们质疑的就是，那个副教授所为是不是就到了必须开枪的程度？警察开枪为何会一枪致死、而不是命中其他部位，比如大腿，甚或

　　在我个人看来，警察的战斗力是培养出来的，就目前情况看，警察的射击水平、格斗能力都有待提高。但令人尴尬的是，一旦给了警察枪支，就可能会发生某些令人遗憾的事件。面对尴尬，人们应当保持冷静。如果我们必须承认警察配枪的必要性，就必须认可“擦枪走火”这种偶然的但又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代价，绝不能因噎废食。

　　面对尴尬，有关方面应当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如果相关警察被证明有不当开枪行为，那就要依法惩处———从而取信于民，树立警察的权威和公信力。这一次勇于承认事实，下一次公众就会更加信赖官方的结论。

　　警察用不用枪是一种尴尬，民众要不要警察配枪，其实更是一种尴尬。解决尴尬的途径只能是：要让警察射出的每一颗子弹，对正在威胁他人生命的歹徒应当是准确的，对有权知晓枪击内情的公众必须是诚实的。

　　□邓子滨(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