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超越中西交往的悲情记忆

　　丁　斗

　　环球时报环球网讯 中国历史教科书对近代史的基本判断，就是把它理解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促使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过程。我同意这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价值观，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历史本身要比这种描述丰富得多。作为这种历史价值观的逻辑延伸，就是蒙受耻辱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是悲观的、怀疑的、甚至是仇恨的，并把它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感情基础和现代建国的情感动力。带着这种情感，中国人渴望国家强大，不少中国人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深信在这个丛林世界中只有国力强大才是唯一的出路。

　　同时，悲情的中国人又是非常自尊的，总是从内心里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中国学习西方的态度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等，因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总是被动的、不情愿的，因而学习的绩效总是差强人意，结果庞大的帝国在

甲午战争中败给了学习西方较好的日本，终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

　　这种对西方的悲情记忆和犹豫的认知态度仍然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我们往往强调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并认为中国的相对落后只是明朝中叶以后的短短两三百年间，而且西方入侵中国是加速近代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中国在明朝中叶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是傲立世界的领先国家，对这种观点我并不苟同,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因为那时中西方并没有发生面对面的碰撞，谁更应该学习谁，并不像近现代时期看得那么清楚。我们可以引用一些历史数据和事实来证明中国文明的领先，但在我个人看来，这些引用往往是不全面的。

　　我们往往强调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但对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探讨不够。例如在清代

雍正年间，玻璃才从西方传入中国，此后玻璃的制作技术才慢慢应用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很多地方的房屋窗户仍然是纸糊的，房间的采光效果极差，笔者暑假曾游览乔家大院，建于清末民初的这座深宅大院尽管美轮美奂，但每一个房间的里面都比较黑，现代人很难想象一百年前的乔家豪绅们是怎样度日的。

　　近现代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吸收了汗牛充栋数量般的先进的西方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仅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讲，从电、自来水、家用电器、眼镜、到纺织纤维的衣服等等，扪心自问，究竟有多少是中国的原创？我们在天天使用西方的这些文明成果时，内心里是否一闪念地想起它们的发明者呢？

　　作为不断悲情记忆的一个结果，中国人对于西方观念、制度和文化等的认知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通过自身改革的不断深入，学习和移植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当作是西方强权强加于中国的东西，学习和接受它可能意味着“丧权辱国”，而大大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内在地”或“逻辑地”需要学习西方。这是中国以往变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中国未来发展仍然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将如何超越中西交往的悲情记忆。▲(作者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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