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色，戒》大批判之戒

　　作者：长平

　　我本来对张爱玲的小说《色，戒》颇有些不以为然，既因为文笔不同于她的大多数小说那样流畅，也因为这个故事观念先行，而先行的观念又有些俗套，不外是“女人是感情动物”之类。但是看过李安的电影《色，戒》之后，我感觉非常棒，认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李安在这个故事里升华和添加了很多东西，远远超过人们早先所关注的床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北京“乌有之乡”书社组织的影片批判会，把这部影片定义为“政治电影”或“汉奸电影”(见11月16日《南都周刊》报道)，因为这样可以激发人们更多的思考。遗憾的是，那个批判会上的发言过分粗鄙和浅陋。

　　在那个观影会上，有导演分析《色，戒》是一部充满可疑的隐喻的政治电影，而李安以前的电影都是处心积虑的伪装，都只为最后这一锤子买卖服务。有学者认为张爱玲因为自己长得丑还喜欢汉奸，所以仇视长得漂亮的女英雄，电影更是“现在医院的皮肤性病科”，“是对中国良家妇女的侮辱”，进而“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那些监管部门都是干什么去了？”而一位记者认为，对李安、袁伟时、朱学勤“这样的王八蛋、走狗、汉奸”，政府监管部门不必让他们一禁而成名，而应该“就让片子彻底放下去，竖起靶子后，再在《××日报》《××日报》上组织文章进行大批判！”

　　如果我们对毫无价值的愤激之言不必介意，努力去寻找其中值得讨论的东西的话，那么最可警惕的是宛如历史重现的“文革”气味。据说这些人自称“左派”，我看不如叫“滥用权力”派。“左派”、“右派”毕竟还是有些理论基础的称谓，但他们的讨论和批判中除了对滥用权力的渴求，看不到一点学术的影子。权力不加制约，左右都很危险。关于“蓄谋已久”的动机分析，关于“国族侮辱”的政治口号，对于党报组织大批判的构想，对于监管部门动用禁令的直接呼吁，都跟正常的讨论没有关系。

　　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些言行理解为一种抗议活动。由于公然上街游行抗议的申请很难得到通过，以讨论之名行抗议之实也情有可原。但是任何公共活动，尤其是具有煽动性的言行，应该以诚实为前提。在这场批判中，看起来最有说服力的东西，是一位学者介绍以色列特工摩萨德勇擒“杀人恶魔”艾希曼的故事，从而得出结论说，《色，戒》公映在外国绝对不可能发生。

　　如果不是过度无知的话，这种说法显然缺乏基本的诚实。演绎敌人、叛徒和刽子手身上的人性故事的小说和电影，古往今来不计其数。有人已经列举了苏联获奖影片《第四十一》，讲的是红军女战士和白匪军官的感情纠葛。最近的有美国导演伊斯特伍德的获奖姊妹片《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家书》，描写二战中美日惨烈搏杀的硫磺岛战役，前者以美国人的视觉，揭示先辈们树立的典型胜利符号——国旗插上硫磺岛——中的政治谎言，后者从日本人的视觉讲述，对日本军人给予了充分的同情和尊敬。

　　其实直接描述纳粹人性的电影也有很多，最具挑战性的一部，是在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纪念前夕，德国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拿出了温情地反映希特勒人性的《帝国的毁灭》。该电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并不妨碍它的公映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关于那位学者提到的摩萨德的故事，则有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说到了摩萨德战士内心的深度困惑。而说到艾希曼的审判，他不应该不知道有一位叫汉娜·阿伦特的犹太学者，当年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写了一系列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书中对审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也认为艾希曼被恶魔化了，其实他只是一个平庸的普通人，甚至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她更认为艾希曼犯的是反人类罪，而不是国族色彩和复仇意味浓厚的“反犹”罪，更不能用来作为以色列的政治工具。

　　不顾事实，只管情绪，把一部电影过度标签化，那么将其定义为政治电影、汉奸电影还是色情电影，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盲视。对权力滥用的渴望，则反映了身为学者内心的荒漠。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