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剑：最高法院刑审职位扩编的冷思考

　　作者：倪剑

　　最高法院在国家权力中，是正义和公平的象征。具体而言，对进入最高法院的案件数量应当严格限制，必须有足够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并且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普遍意义。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招考报名业已结束，各国家机关招录的人数和结构也基本与上年持平，但笔者注意到，最大的变化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招录计划，本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将录用“刑事审判职位”120人，“民事、行政审判职位”9人。这与往年大约20人左右的招录规模和民事刑事大体均等的招录结构，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应该说，这种变化是可以预见的。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为了适应每年复核大量的死刑案件的巨大工作负担，最高法开始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扩编”，新增了3个刑事审判庭和数百名法官，这些法官除一部分来自地方法院和高等院校外，还要通过

　　而在经历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案件的巨大冲击后，法律界和社会公众均认为对待死刑应当极其慎重，死刑复核权只能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这已经形成一种全社会的共识。但是，由此引起的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将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结构、裁判风格和整体品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高法院在国家权力中，是正义和公平的象征。具体而言，对进入最高法院的案件数量应当严格限制，必须有足够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并且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许多国家都采取许可上诉制，是否受理由法院决定，法院在选择过程中，首要考量的不是个案的曲直，而是该案的审判能够解决某一类社会关注的问题。人们期待，数量极其庞大的死刑复核案件，不会影响最高法院“确保司法权威”的首要职责的发挥。

　　根据我国四级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能进入最高法院审理的民事、行政案件非常有限，死刑案件将会占到最高法院受理数的九成以上。与此相应的，数量庞大的刑事法官也将成为最高法院法官队伍的主体，甚至成为审判委员会的主体，这将有可能影响最高法院的品格和职能作用。在我国历史上，中央审判机关，无论是刑部，还是大理寺，都以录囚和复核死刑为第一要务，并且还有“秋审”“朝审”等一系列制度化的程序。但从过去一两百年的西方经验来看，最高法院在实现个案公正、监督下级法院的功能已经日益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如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契约自由的一系列判决，从根本上支持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一个机构的权威往往取决于这个机构中的成员的品格、素质和声誉。我们看到，与往年相比，最高法院审判职位的学历要求已经从博士降为硕士，这或许是在庞大的录用规模面前不得已的妥协。虽然我并不是学历至上者，但是依然认为在现在的国情下，保持最高法院的高门槛是必要的。最高法院法官只有通过极其严格的标准选任，才能区别于其他一般国家机关公务员，获得社会的信任与认可。

　　我们生活在无所不在的世界中，一个理所当然的、获得普遍认同的制度调整，也会连带产生许多间接的负面产品，这需要我们保持冷静。

　　□倪剑(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