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奥运文明要用具体行动体现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2日09:27 环球网

  彭 林

  北京奥运倒计时已经不足300天,“人文奥运”的目标能否达到,全世界都很关心。最近在不少地方看到“让文明成为习惯”,表达了全社会渴望文明的愿望。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文明成为大众的习惯?无论多好的口号,如果不能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就只能是贴在墙上的空话。我们并不缺口号,缺少的是把它变成民众自觉行动的办法。

  文明要靠礼来养成

  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飞跃,学术界通常把发明文字、金属工具和城邑等物质性的成就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而很少考虑精神文明是否达标的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不总是同步发展的,不少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人,言谈举止却还停留在野蛮时代,这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例。

  人的健全的精神文明不是与生俱来的,而要靠后天教育。读书明理,旨在做一名德性高尚的人。但是德性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为此古人将它分解为孝悌、敬长、睦邻、诚信等若干条德目,每一条之下都有可以操作和检查的规范,它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礼。因此,践行礼就是在按照德性的要求生活。长期坚持不懈,则德性就悄然根植于胸中。礼的作用,说得粗俗一点,就是让你有个人样;说得高雅一点,就是让你有君子风范。

  为了使人从小就有良好的习惯,西方国家很早就兴起了“贵族教育”,而东方国家在童蒙教育中也丝毫不弱,比如包括洒扫、应对、尊老、敬长、揖让、坐卧等各个方面的行为教育,旨在使孩子的行为受到理性的约束,而不致过于放纵,过于自我,做到“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久而久之,一代人、整个社会的移风易俗就完成了。这是非常明白的道理。由于“文革”的破坏,如今至少有两代人对此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这正是当今中国社会行为失范的主要原因。今天要让文明成为全社会的习惯,还得从礼开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本文提出每天礼让三次、鞠躬三次、用雅言三次的建议,每天早晨上班、中午吃饭、下班回家,人人提醒自己各谦让、行礼、说雅言一次,积久成习,文明便可以真正成为习惯。所谓三次,不是最高标准,而是最低限度。

  每天礼让三次

  人是群居性的动物,必须依赖集体才能生存。在相互依存的过程中,彼此如何交往,是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的大事。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引用西方社会中的那句“女士优先”,中国自古以来也常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基于此,尊重他人、礼让对方应该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必要规范。

  凡事都有个先后,出入、上车、就座、用餐等,无不如此,问题是怎么处理。《淮南子》上说:“二人比肩,不能出户。一人相随,可以通天下。”意思是说,两个人争先恐后并肩而行,就连门都出不去;如果一前一后地走,那就可以通行天下。可见,社会无序,谁都受影响,有序,则谁都获益。由此,学会礼让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之一。《礼记》上说,儿童六岁开始学习数数、辩认四方,到了八岁,就要教以礼让,示以廉耻。

  礼让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长辈优先,老人理应处处得到全社会的关怀,《弟子规》说“长者先,幼者后”,就是最简介的表述;二是对方优先,彼此是平辈,则以对方为尊,处处谦让,例如古人接待来客,在进门之前、上堂之前、入室之前都是请对方先行。

  谦让是一种美德,只有豁达、有涵养的人才能做到,即使面对金钱、利益也是如此。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与鲍叔牙推金相让,宽厚为怀,“管鲍分金”遂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说“融四岁,能让梨”,也成为万世楷模。有学者曾比较,从古代文化看,中国向来讲求谦让,古老的体育文化,更多的是修身养性,自我提高。即使是对抗性,也强调点到为止。即使和外国比赛,也常强调“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而西方文明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什么都强调竞争,体育要竞争,文化要竞争,各方面都要竞争。中国有如此之优良传统,理应在当今社会进一步发扬光大,使礼让成为我们中国国民与人为善的表现,既展现我们的修养,也让我们从中得到快乐。

  每天鞠躬三次

  鞠躬原本是中国民间最常用的礼节,是一种表达恭敬的形体语言。诸葛亮《出师表》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对恭敬为国者的生动描述。

  鞠躬礼传到日本、朝鲜后,为当地全面接受,流行至今。日本的鞠躬礼很讲究,依据对象的不同,分之为三等:最高的一等是90度鞠躬,用于拜见身份很高的尊者或长辈,一丝不苟,犹如书法中的楷书,称为“楷礼”;中间的一等约45度鞠躬,是正式场合中比较多见的一种,犹如书法中的章草,故称“章礼”;最低的一等相当于我们说的欠身,或者比点头郑重一些,用于不太正式的场合,犹如书法中的草书,故称“草礼”。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楷礼、章礼、草礼,礼是一定要有的,否则就是失礼,就得向对方道歉。

  “文革”中,鞠躬礼被诬蔑为是奴颜婢膝,实在是无理之至。对敌人鞠躬是奴颜婢膝,但对朋友、尊长鞠躬,岂能同日而语!这些年,鞠躬礼渐见恢复。笔者印象中,最早见到高层领导在公众场合行鞠躬礼的是国务委员吴仪。2003年,中国人民战胜“非典”后,吴仪到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发言前,她首先向全体代表鞠躬,衷心感谢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击非典工作的支持。各国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今年春,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后,今年秋,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做报告之后,都先后向台下的代表和台上的主席团成员鞠躬致礼,为所有国民做了表率。

  让文明成为我们的习惯,见到师长、客人、朋友,我们能行鞠躬礼吗?

  每天说三次雅言

  语言是人们的主要交际工具之一,语言优雅、得体,是有学养的表现。在古代中国的童蒙教育中,交际语言是基本内容之一。《礼记》说,孩子到了十岁,除了要学习“幼仪”,就是奉侍长者的礼仪之外,还要学习日常应对的辞令。

  古人与人交往的原则是“自谦而敬人”,所以就有了敬语和自谦语。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令尊”、“令堂”、“家父”、“内人”、“阁下”、“在下”,等等,都是在相互交往时涉及对方与自己相关对象时的不同称谓。交际辞令还有一个特点是文气典雅,例如“幸会”、“久仰”,问对方的籍贯说“阁下的府上是哪里?”问长者的年龄说“请问老先生今年高寿?”问对方的工作说“在哪里高就?”作大会发言,称与会的老年、中年、青年人为“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各位青年才俊”等等。我们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可以看到,两位高手比武,一方将另一方打翻在地后,总是说“失敬!失敬!”或者说“承让!承让!”颇有君子之争的味道。

  经常说雅言,你会觉得自己的气质提升了,人与人之间更有文人气了。

  领导和公众人物要成为表率

  中华的腾飞,不仅仅是经济的腾飞,还有国民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两者缺一不可。我想,有两类人物对于重建中华文明负有特殊的责任,一是各级官员,二是公众人物。

  官员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自古皆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靠自身的操守和道德形象来为民众垂范。《论语》上说,君子之德好比是风,民众好比是草,风向哪边吹,草就会向哪边偃倒,这是很有道理的。韩延寿任西汉颖川太守时,当地多豪强、朋党,素称难治。韩延寿乃推行道德教化,教以礼让,授以礼义,讲解和睦亲爱之道,指示有关官员为百姓办丧嫁娶礼,数年之后,民风丕变,颖川大治,奸人不敢入其界。韩延寿到高陵,有兄弟为了争田而诉讼,韩延寿引咎自责,认为是自己没有宣明教化,于是闭阁思过,一县的所有官员都深为震动,于是兄弟俩肉袒谢罪,表示今生永不复争。司马光是北宋的宰相,《宋史》说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民众都被他的德行所化。我们希望当今的各级官员能深入基层,用自己文明举止和礼仪风范来开辟一代新风。

  媒体主持人是公众人物,也应该以身作则。在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和韩国,电视的主持人在节目开头和结束时,都会向观众深深鞠躬,体现了应有的修养。而在儒家的故乡中国,几乎看不到这种景象。如果

中央电视台带头,节目主持人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将政府提倡的礼仪动作渗透在自己的节目里,润物细无声,各地电视台纷纷仿效,这将有助于全国民风的良好变化。▲

  (作者是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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