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高校董事会何以似董非董

　　作者：杨耕身

　　今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高调对外宣布：人民大学校董会成立。如今，不少高校都热衷于建立校董会制度，据11月21日《北京晨报》报道，目前全国高校里已经相继成立了近80余家校董会。在高校间校董会拼抢资源的硝烟中，有些知名人士甚至成为多个学校的校董，比如曾宪梓先生就身兼人民大学和暨南大学两所学校的校董。

　　校董会制度是美国公立高等学校的基本管理制度，已经存在了200多年。真正意义上的校董会制度，是指董事会应该是一种集体决策机构，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相应的治理权威，其组成人员必须主要由校外人士而且是自然人组成，能够热情地承担起自己的治理责任，要有非功利性，将学校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放在首位，董事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其中，除了董事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的制度设计之外，董事的来源也是决定董事会决策机制的权威性与公正性的重要保证。

　　相比之下，中国高校董事会的功能却出现了一些异化。《北京晨报》的报道指出：“校董会的一个很现实的重要功能就是为学校的建设筹资。”说出的正是高校热衷建立董事会的原因所在。在人民大学官方提供的名单中，有15人来自政界，45人来自工商、金融界，其余20人来自学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对外经贸大学早在1989年1月就成立校董会，用这所学校校友总会副秘书长丁激中的话说，当时校董会的实质就是“部长领着校长和一群总经理办学校”。而由7家国有大企业集团共同作为大学董事会成员的华北电力大学董事会联席办公室主任则称，“由于校董会的建立，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科研创新，也促进了学生的就业。”———类似的功利因素，几乎是所有中国高校建立董事会的初衷。这样的校董会，实在是似“董”非“董”的。

　　与中国高校由学校“指定”或“盛情邀请”某个富豪或政要来出任董事不同，美国学校的董事必须由竞选产生。在美国，许多想要走从政道路的地方政治家，常常从竞选校董开始。因此校董的竞选也被称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缩小版”。去年3月，来自江苏

　　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制度，可以使高校真正保持大学自治的传统，使高校真正拥有教育与思想的独立、自由与尊严。一篇介绍美国校董会制度的文章也正是这样分析的：在政府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公立高校的控制，社会各界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其中的情况下，董事会充当了社会与大学之间矛盾的“缓冲器”，使公立高校免受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避免了政治浪潮对学校的直接冲击，保障了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也保障了学校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这样的一种大学精神，同样是中国高校所缺少但一直都致力追求的。

　　尽管“董事会”已大量进入中国高校，但它们都是作为“咨询性”而绝非“决策性”的组织而存在的。此“董”确非彼“董”，这是应当认清的。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理事长王革曾经透露：“上到教育部，下到各个学校的校董会负责领导，都已经认识到了校董会在学校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认识到了与国外校董会发展上的差距。”但如何从高校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层面来缩减这种差距，可谓“任重道远”。

　　当然，也有论者说，董事会制度并非万灵药，“一董就灵”的期望势必会以失望而告终。每一种治理制度都脱离不开本国的文化传统，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大学仿效美国大学成立了董事会，但它们从一开始就与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有着很多不同。但无论如何，仅仅为功利目的而存在的高校董事会，肯定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这里面，其实不是建立一种怎样的董事会制度的问题，而是我们希望建立一所怎样的大学、希望塑造怎样的大学精神的问题。这才是高校董事会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