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假学历何以泛滥成灾

　　作者：曾念长

　　2007年下半年，韩国经历了一场持续性的“假学历风波”。这一风波开始于韩国美术界的当红人物申正娥，她被韩国媒体揭穿了学历造假。申正娥的学历造假案除了带给韩国人民震惊之外，更给该国社会名流带来了灾难。在她之后，KBS电台名主持人李智英、著名漫画家李贤世、话剧演员尹石花、电影演员张美姬、建筑家李昌河、电影导演沈炯来等，相继被揭露或迫于压力，主动坦陈学历造假的事实。“假学历风波”的当事人纷纷辞职，而韩国警方、教育部和各地的教育机构更是反应强烈，相继宣称将采取措施应对学历造假行为，韩国议员则呼吁建立学历验证系统。

　　中国媒体普遍分析认为，导致韩国学历造假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的“学历身份社会”。多数媒体异口同声地指出：韩国是一个学历壁垒森严的社会，一个人的学历是需要终身背负的光环或十字架，同一学校出身的人会形成一个圈子，互相提携和帮助。而近年来的就业压力更加刺激了韩国人对学历的需求。此种分析固然切合韩国现实，但它最终还是升华为一种“中国式的想象”，影射着中国的社会事实。同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成员，中国与韩国都有着一个极其相似的“学历身份社会”，而且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就业压力问题。但是，过度责备“学历身份社会”似乎毫无意义，因为中国的“学历身份社会”构建于“学而优则仕”和“差序格局”的僵硬传统之上，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即使不考虑传统，文凭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不仅在中国稀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稀缺的。因此，尽管国外许多“文凭加工厂”将中国视为大客户，但学历造假并不只是“中国问题”，也是“全球现象”。以2007年为例，以色列旅游部长埃斯特里娜·塔特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招生办负责人玛丽莉·琼斯、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的假学历都先后被揭底。

　　假文凭是学历造假的一般表现形式，假文凭与假学历之间通常呈现“假文凭→假学历”这样的关系。然而，随着中国教育机构的真文凭大规模涌入文凭秘密交易市场，这一关系的有效性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真文凭的市场交易主要表现为，学历造假者以“托人上课”、“雇人代考”、“贿赂导师”等途径，获取教育机构颁发的文凭，这些文凭均已在教育权力部门注册过，货真价实。这样，持有真文凭的学历造假者将造假的风险降到零点，并对中国假学历整顿工程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在社会舆论监督层面，由于真文凭无法验证假学历，这一类的学历造假行为无法被指证，只能被赋予一种想象性的言说。

　　相比之韩国，中国的学历审查制度建设远远走在了前面。2001年始，教育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中国高等学历数据库，为学历审查制度提供了配套的技术支撑。虽然这个查询系统只能提供2001年之后的学历信息，但在民间，诸如“新语丝”等学术打假网站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学历监督渠道，使得2001年之前的假学历也面临着随时被揭发的风险。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有不少知名学者的假学历被曝光在“新语丝”网站，但韩国假学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没有在中国发生。

　　相对成熟的学历审查制度和技术依然无法围堵住中国学历造假的泛滥成灾，这是中国假学历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没有听说哪个官员或学者纯粹因为假学历问题而受到惩罚。学者道出了人尽皆知的事实，但是，与其说这是惩罚机制败坏所致，毋宁说这是中国人处理日常微观政治行为的一种精神默契造成。怀揣假文凭的中国官员或学者，无需承担道德的煎熬，也无需承担制度的惩罚。在中国，人们不会为一张文凭的真假太过较真，因为他们深信“与人方便”才是日常生活中的最高伦理。由于真假界限模糊，中国已进入了贩卖真文凭的高峰期，即教育部门将货真价实的文凭兜售给一部分假学历者，从而使中国的假文凭大面积升级为“假的真文凭”，为学历造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这种个人内心和外在制度的和谐，在韩国则发生了尖锐的背离：学历造假给造假者带来了个人内心的道德压迫，一个学历造假者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其他学历造假者的集体崩盘。发生在韩国的这场“学历门”风波，再一次擦亮了我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