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贫富论争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决

　　作者：袁晓明

　　最近轰轰烈烈的贫富论争，因为呈现出一种混战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确难以分辨对立的阵容。如果非得要用“主义”来看当前的贫富之争，应该可以借用“浪漫主义”(Roman-ticism)VS“现实主义”(Realism)来进行解读。那些愿为穷人说话的一方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那些愿为富人说话的一方却更有现实主义的味道。

　　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时，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当然，我指出“主观内心世界”、“理想世界”等特点，并非是说为穷人说话没有现实的基础；正相反，在一个贫困线不到人均年收入700元的国家，无论从哪方面讲，穷人都太需要为他们说话的人，但那些为穷人说话的人却并非考虑到现实，而基本上是从主观的内心出发，并试图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让穷人听得舒服。当然，为穷人说话理直气壮，但那些为穷人说的话却没有提供穷人争取权利的途径，这是称为穷人说话是“浪漫主义”的根本所在。

　　为富人说话的人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有这么几方面的意义：一是市场经济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成功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放弃，哪怕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二是中国社会千万不能再来完全重新洗牌的变革，哪怕是富人财富积累的来源“有罪”；三是帮助中国穷人的主要途径是发展

　　在我看来，茅于轼等人的现实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们的经历。为穷人说话的阵营一方几乎没有人经历过半个世纪前那样的全社会重新洗牌的年代，生于1929年的茅于轼和其他现实主义者却对那样的年代有亲身的经历，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中国经历那样的动荡，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重新洗牌都并非带来预期的结果。茅于轼等人相信，虽然变革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公平，但社会财富的流动最好通过经济的发展去进行。因此茅于轼明确地表示，他是要为合法的富人说话，他看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可那些为穷人说话的人讲了，中国除了姚明外，其他富人恐怕就难说财富都是合法的了。这话说得也许没错，但问题是，应该怎么处理那些没有姚明那么纯洁的富人？全都戴上测谎仪拷问财富的来源，最后将非法所得收回国库？这么做看起来最公平，可除了重新洗牌外，那也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理想而已。

　　茅于轼等人知道市场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性，更看到一些民主国家拒绝市场经济的后果，比如哥伦比亚正在抛弃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外国和私人资本开始大量外流。这些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拒绝都是为了给穷人寻求公平，但在长远上都将给本国穷人带去更大的贫穷。因此，茅于轼等人相信必须继续保证发展市场经济，尤其是发展私人经济，这就要求对富人的保护，其实主要是对富人财产权的保护，私人经济的发展会给更多的穷人一些机会。茅于轼等人的本意是要保护富人的合法财产，可中国富人的财产状况非常复杂，要保护富人的合法财产，也同时可能保护了一些富人的非法财产，那不应该是茅于轼等的初衷，但也是不得已要接受的现实，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总的来说，为穷人说话的“浪漫主义”一方站在了为穷人说话的道德高地，他们为穷人说的话总体来看都是正确的。但为富人说话的“现实主义”一方却有不少错误，因为现实本来就有许多的问题，因而要面对现实、利用现实、改变现实，就必须接受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那也就招来了“浪漫主义”的谴责，给了“浪漫主义”谴责的把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茅于轼等人似乎对遭受谴责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相信“现实主义”应该是中国发展的道路，哪怕得一些骂名也在所不惜。但茅于轼等人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的“现实主义”还是停留在经济的层面，他们的“现实主义”挡不住腐败。当今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政治与经济改革两条道路需要并行的阶段。因为，穷人之穷，从表面上看是经济上的贫穷，其实从根本上看是权利上的贫穷，而这正是“现实主义”难以解决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