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当代“孔子”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央视当红主讲于丹赴台签名售书，当地文化名人陈文茜现场听了于丹的演讲后，笑说其讲话“没有句点”，语速够快，恐怕自己和李敖都不是对手，接着更把于丹比喻是“抹口红的女孔子”。严格地说，这种说法却也不是陈女士的发明。但这样说，让人感觉不是滋味。

　　性质首先就不一样，两人没有可比性。孔子的《论语》尽管是由弟子们整理出来的，但是属于原创；而于丹是以讲解《论语》而闻名，属于阐发，像许多考八股文的举子一样，“代圣人立言”，而于丹的拿手好戏是用通俗语言和现代视角诠释《论语》的当下意义。所以，如果一定要讲于女士比附古人，我想充其量可与夫子“弟子三千”中的“贤人七十二”站在一起吧，算是女弟子而非女孔子，要低一个层次。如今凡事喜欢复古或曰振兴——当然是看到以前被当作破烂的东西现在能给地方带来经济效益，因而汉服、深衣之类不知何年何月的服饰都给翻出来了。将来，“配享”可能也要“新生”，苟如此，则于女士可以在“孔庙中食一块冷肉”。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一厢情愿。

　　王弘撰《山志》云，宋有大逆二，一个是“张邦昌为帝，居宋大内”，另一个就是“王安石配享孔子”。看，连王安石这样的大文豪、大思想家，配享孔子都被人指为大逆不道，就可知配享的资格也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的了。王弘撰分析，安石生前一定曾经自以为是当代孔子。他这么说的：“安石闻人也，方将以其学易世。是其居恒、言动，必有以孔子自拟者，故没而其党推尊之若此。”但王弘撰对安石显然是有偏见的，不仅言语中流露不屑，他还咬牙切齿地说：“使孔子而在，必加两观之诛矣！”两观之诛，喻指为了国家安定而对乱臣贼子所施行的必要的杀戮。而众所周知，孔子是杀过人的。《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这是说，孔子在鲁国由司寇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就杀死了当时鲁国的大夫少正卯。

　　安石之外，还有好多当代“孔子”。唐朝有个叫王通的，就是以当代孔子自居。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还有位著名的大臣王起，也被师友目之曰当代“仲尼”。唐文宗很看重他，“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以扬之，又画仪形于便殿”。王起虽然在地方干过，但是“家无余财”，不知是个清官，还是因为“昧于理家，俸入其家，尽为仆妾所有”，总之他“耄年寒馁”，文宗甚至“诏以仙韶院乐官逐月俸钱五百贯给之”，从别处挪用点儿钱来周济他。不过当时的人们说，王起“与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为短也”。

　　安石的政敌司马光，也曾被人戴了顶当代“孔子”的高帽子。司马光《涑水纪闻》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成都进士李戒有次投书拜访他，说自己“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把自己抬得很高，但司马光认为“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由他自说自话。没多久，李戒又来投书，这回知趣了一点，把高帽子奉送给了司马光，他说：“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唯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这是说，您老人家真乃孔子在世。不过，司马光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读罢“骇惧，遽还其书”，还问他：“足下何得为此语？”李戒非让他把投书留下，司马光说，我要留下的话，“是当而有之也”，就好像默认这么回事一样，“死必不敢”。李戒又要塞给司马光的左右，司马光呵斥他们谁也不要接，李戒才悻悻而去。司马光把这件事“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换了别人，可能真就沾沾自喜了，让李戒到处去传播也说不定。

　　《郎潜纪闻三笔》载，清朝大学问家戴震小的时候即善于思考，常常把老师问住。有一次，塾师授以《大学章句》，读至《右经》一章，他问道：“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说，这都是朱熹老夫子说的。震问，朱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师曰南宋。曾子什么时候的人呢？师曰东周。东周到南宋过了多少年呢？师曰近两千年。戴震再问，时代相距那么遥远，“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塾师答不出来了。其实，于丹女士的《论语心得》也是一样，赢得了大众的欢迎固然不假，但得到多少孔子的精髓，曲解了多少孔子的本意，还要由专家说话。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时间过去2500多年了，尽管历史上形形色色地出了不少“孔子”，但大浪淘沙，赢得人们敬仰的终究只有这一个。历史的经验更告诉我们，即便在今天，也还是不要随意地比附孔子，自比，或者由他人代言而自家乐得接受。一定要这样的话，不仅会留下笑柄，而且也是在亵渎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