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俊：“地值钱我也不想种”乃中国之大事

　　“地值钱了，我也不想种。”这是一位农民工对我说的话。

　　那天很热，在一个坡上，农民工身子前倾,吃力地拉着板车,车缓缓而行。我跟在板车后面帮他推上了坡，坡上有一棵大树，便停了下来，于是他竖起可乐瓶拼命地喝水，然后抹了一下嘴，说：“谢谢你！”我看着那满是汗渍的脸问：“这活会比种田轻松？”“不会。”我又问：“现在田地不用交税，不是比以前值钱了吗？”“田地是比以前值钱了，但那些田地只能填饱肚子，没有多余的钱，孩子要读书，我一个大男人，不能眼瞅着孩子读不上书。”

　　我打量着他，年纪在30岁左右，顿感奇怪：国家不是免了学杂费吗？他说，是免了。他告诉我，农业税、村提留也不用交了，把田租给别人种一亩田可获租金150元，过去租给别人种一亩田还倒贴120元钱，人家还不乐意种。种田的确负担轻了，但种田地的收入还是微薄，要守着几亩田，日子就没有盼头。拉板车每月可赚600元左右，一年积累下来也才7000元钱，可他孩子上县重点中学就交了1.2万元的赞助费，差不多两年就为这赞助费劳碌。如今乡村好的老师跑进城，跑到沿海发达地区，孩子要是留在乡村中学读，考大学就一点希望也没有。“孩子成绩好，考大学是没问题。为筹集孩子上大学的钱，我还得拼命地拉。”说着，他又俯身拉车。

　　望着他的样子，怎么看也像一个纤夫，似乎拉着的不是板车，而是一条沉重的生活之船。是啊，为了孩子读书，他必须有骆驼一般的耐力，拉！但我想，有一天要是累倒了，病倒了，怎么办？

　　重庆有个“宁可坐牢，也不种田”的人。他叫罗万富，他不怕蹲监狱，是监狱里的一个常客。其逻辑也让人哭笑不得：身上只要哪种慢性病一发，就去蹲监狱。14年来，他走的是一条以自由换健康的犯罪之路。为了治病，他偷村里的牛、邻居的东西，甚至是其他人根本连偷的欲望都没有的东西。他说：“我犯罪是为了进监狱治病。”

　　一个普通老百姓，只因为缺乏生活来源和相应的社会救助，不惜以身试法，屡次犯罪，以十多年的铁窗岁月来换“健康”，其生命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狱中服刑是对生命权的最大惩罚与剥夺，因为自由权几乎与生命权有着同等价值。然而，为了治病宁肯失去自由，屡次犯案，这样的逻辑恐怕古今中外闻所未闻。不过，这只是我们的看法，但罗万富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进了监狱就基本上不愁吃饭和看病问题。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在过去是一种幸福。但是如今的时代却无法赋予他们幸福，农民们虽有其田，有其屋，但他们治不起病，孩子读不起书。孩子能读书，有病能治，这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要说发达国家，就是一些欠发达国家，人家也做到了这两点。温饱与健康是一切幸福最基础的保证。一位作家看了罗万富的消息后写了一篇《我要的不多真的不多……》，你能说，农民兄弟要的很多吗？

　　11月16日，童大焕先生在《东方早报》撰文，他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一样担心“十年之后谁种田？”他说：“我国土地政策使得农田被瓦片化、补丁化，无法寻求规模效益。直接导致农业人口老龄化和农业空洞化、农村破产化，青山绿水间只剩些白发人。有些村庄竟找不到壮汉抬农机。有人叹道，再过几年，恐怕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了……”

　　年轻人不想种田，也不只是中国现象。邻国和日本也如此，日本1950年有600万农户，到了1999年只有324万户，减少了近一半。农业就业人口中，65岁以上的约占50%，老龄化严重。农作物种植面积锐减，粮食自给率减少一半，大量依赖进口。韩国的年轻人也不愿种田。问题是日韩缺粮，可以依赖进口；但如果中国缺粮，又从哪里进口？

　　今年初，我在《“粮食储备丰富”背后的忧虑》一文中指出，粮食问题，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一个现实是：一个人口较少的国家，完全可以依赖进口粮食来解决饮食问题。但是一个具有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的国度，粮食问题不仅仅是普通问题，本身更是安全问题。一旦要大量进口粮食，存在着明显的“大国效应”，对国际粮食市场就会产生动荡。一旦产生囤积封锁，就要付出沉重代价。毫无疑义，对于中国这样13亿人口的大国，一日无粮，就一日不稳。

　　“地值钱了，我也不想种。”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位农民工个人的事，实则是中国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