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重修圆明园莫把悲剧变喜剧

　　王达三

　　环球网环球时报讯 今年是圆明园建园300周年，是否重修圆明园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作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历经劫难、数次被毁，成为见证中国近代历史和承载国人民族情感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因此，保护也好，修复也罢，有关圆明园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人的敏感神经，不可不慎。

　　如今，不但有专家提出要尽量复原圆明园，而且有关部门也宣布即将启动长春园宫门复建等工程，由此引来议论纷纷。“复古重修派”虽然言之有理、先声夺人，“维持现状派”也是持之有据、气势浩大。就笔者意见而言，如果能对此问题进行一个文化精神的关照，或许会使“复古重修派”变得更加清醒些。

　　一个花瓶一旦打碎，即使想法复原它，也不再是完好如初、原模原样的花瓶。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花瓶，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

　　“复古重修派”忽视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一旦重修成功，就会造成三个圆明园：第一个在历史远处，完好无损、毫发无伤，有着万园之园的自豪；第二个在历史近处，残垣断壁、苍凉破败，有着悲愤交加的耻辱；第三个在现实之中，绮丽繁华、游人如织，有着盛世太平的光景。这似乎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生动体现，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从强大到衰落再到复兴的生动展现。

　　然而，历史不能改写，记忆不可抹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过去。我们当然不能说“复古重修派”有意修改史实、抹杀记忆、背叛过去，但第三个圆明园出现，毫无疑问在客观上会起到涂抹历史和粉饰太平的效果———国人或许会凭借文字和图画想像第一个圆明园的美景，也或许会凭借图片和影像观看第二个圆明园的残败，但却很容易在旖旎漂亮的第三个圆明园中流连忘返。这难免让人有些担心，历史会不会重演，再次拉开“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剧幕？这将是个喜剧呢，还是悲剧呢？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第二个圆明园，无论是对园林艺术和奇珍异宝而言，还是对中国历史和民族记忆而言，都是一个灾难和悲剧。但它在毁灭了有价值东西的同时也创造了价值：使受害者牢记历史耻辱，把加害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更促使人们反思和呼唤着人类的正义和尊严。换言之，它虽然是一片废墟，但却有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修复圆明园，将使它灵魂出窍、生命枯竭。

　　问题是，为什么总会不断有人提出重修圆明园？美国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曾把西方文化概括为“罪感文化”，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而李泽厚先生则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多与悲剧、悲情、悲怆相联系，而“乐感文化”则多和实用、世俗、快乐相联系。这种概括恰当与否暂且不论，中国文化缺少悲剧是个事实———包括悲剧的体裁和剧本，但主要是指悲剧意识，从而使不少人缺少对悲剧、悲情、悲壮的情感体验，缺少对惨痛历史的敬畏和信仰。圆明园的“复古重修派”，当是受此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虽然具有乐感特征而缺少悲剧意识，但并不缺乏忧患意识。庞朴先生就曾把中国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忧乐圆融”。所以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由于现代和传统的巨大疏离，使得人们精神家园荒芜、价值观念虚无，不能很好体认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只能把自己的精力和财力用于物质建设和感官享受，缺少必要的、深刻的危机意识。天下并不太平，中国并未复兴。斥巨资重修圆明园，会不会流为“面子工程”或“形象工程”亦未可知。

　　不妨看看犹太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废墟的。古犹太人在今耶路撒冷老城区有个宗教和政治中心———所罗门圣殿，后毁于巴比伦人之手，只剩下一段残垣断壁。后来犹太人被驱赶流浪至世界各地，但千百年来不时有人来此残垣断壁哭泣以寄托故国之思，因此该墙名曰“哭墙”。如今，“哭墙”破败依旧，但仍被犹太人视为团结和奋斗的象征，并依旧作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却不曾重建所罗门圣殿。这绝不是因为以色列没有财力和能力，而是因为犹太人认为历史废墟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和信仰。

　　“复古重修派”何不也借鉴下犹太人对待“哭墙”的做法呢？重修圆明园不但会使历史遗迹遭到保护性破坏，更有可能使精神枯萎和信仰失落，把悲剧变成喜剧，把价值变成虚无。▲

　　(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