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我所理解的政治参与权

　　作者：王学泰

　　当今的政治参与是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它是民主制度的运作基础，没有这个参与，整个制度就无法运作。这种参与是理性的，不为一时激情所左右。总的说来它是一种讨论、对话、谈判机制。

　　十七大报告倡导的“参与权”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政治参与权，谈论这个权利之前必须弄清什么不是这种权利，但又与之类似、并常常为我们津津乐道的。

　　皇权时代的民众没有参与权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可以说是个“政治大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参与度就比较高。孔子、孟子曾鼓励士人积极参与政治，如“以天下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等。他们告诫士人，要有承担和参与的意识，自己发达了要把惠泽遍及天下。其实，在“家天下”的时代，这种参与的积极性只是一厢情愿。

　　“天下”是君王的，士人即使得志、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显贵，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善待百姓。再说大臣如果对百姓有逾分的恩惠，把君王放在什么地方？春秋末齐国贵族田常执政，以小恩小惠收买民心，最终篡夺了齐国国君的位置，从此“姜齐”变为“田齐”。后来这个故事成为警戒大臣权力过重的教训。臣工不过是君王的雇员，说得好听一点是帮忙，坐而论道；说不好听一点，只是皇帝供驱使而已。

　　因此把古代士大夫出仕做官说成他们享有积极参与政治运作的权利，不仅有些夸张，而且混淆了皇权专制与民主政治的区别。现代的民主政治是以公民的参与为基础，而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如商鞅所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只有君主才握有权力。这种权力还是整体性的，是不容分割的。官吏的权力只是君王临时授予，用完归还；权力来源于君，不能分润于他人，谁又能有“参与权”呢？士大夫如此，民众在权力面前更有一种无力感，为什么人们把解决社会不公的希望寄托在“好皇帝”“清官”或“侠客”身上，正是无力感的表现。由此可知，皇权专制时代的广大民众包括精英人士都是没有参与权的。

　　政治性运动排斥民众参与权

　　“文革”十年动乱时，每一次政治运动之前，都号召民众积极参加，而且通过种种造势活动，把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言犹在耳；许多热情的、激动人心的场面，还记忆犹新。可是一场一场的运动，接连不断，日久生厌，人们产生了倦怠感，表面上还在应和群众运动，下面则戏称“运动群众”。有的人把这些运动也称之为政治参与，的确也很像，运动是政治性，广大民众也在积极参与。

　　然而，这些运动大多与民众的实际利益关系不大，广大民众也不理解，被发动起来的参与者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这种参与已经不是行使权利，而是不得不参与。即使主动参与者也多是一时的激情，在群情激奋的氛围中，有意识的人格消失了，这时如社会学家勒庞所说“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自觉意识消失了，还谈什么政治的参与？它更不是民主的参与，它不仅是被动的，并且带有暴力倾向。

　　我们曾有过“假大空”的时代，那时为了“彰显”普通生活的意义，有两个泛滥，一是“英雄”泛滥，把“普通人”也戴上“英雄”的高帽；另一个是“革命”“政治”泛滥，把许多不属于革命范畴、不属于政治范畴的事务加冕为“革命”的或“政治”的。谋生就是“干革命”，就是对政治积极充分的“参与”，现在看来很可笑，当年也曾使人热血沸腾。这实际上也排斥了人们所应享有的参与权。

　　民众面对的是日常的政治

　　我理解的当今的政治参与是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它是民主制度的运作基础，没有这个参与，整个制度就无法运作。这种参与是理性的，不为一时激情所左右；总的说来它是一种讨论、对话、谈判机制，所以它靠道理服人，不靠人多势众，更不靠暴力。参与者明白自己参与的目的和要求，不是盲目投入，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这种参与是依据法律行使权利，尊重程序，不靠小谋略、小智术；它是公民的个人自主行为，不完全依附某个团体，也不为他人所左右，更不随大溜；这种参与是民主制度下的参与，要遵守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在争议中，不一味坚持，不搞你死我活，懂得妥协和让步，实现双赢。这样的参与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让大多数人受益。

　　表达权、知情权的实现是政治参与的前提，参与者的素质则是实现成功参与的保证。要有一定的政治知识；懂得一些关于政治制度和法律的知识，知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再讲究一些技术技巧，就能够比较完满地实现政治参与。这些与文化教养有关，但这些不是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参与本身就是个大学校，民众在积极的政治参与中自然而然地提高素质。而且政治参与是广泛的概念，平常关注政治、谈论政治就是一种参与，其他的如选举、投票、协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以及各种媒体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都是政治参与。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国家事务的管理。

　　近百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政治”的参与阶段，如今时过境迁。今天民众面对的是日常的政治，这种政治就是关系着每一个国民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