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医护人员需要走出自身利益的堡垒

　　本报评论员 杨耕身

　　“丈夫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像一盆油，一滴不漏地泼在了医患关系这堆火上。也就仿佛是应运而生，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了《广东省医护人员精神状况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广东省医护人员的总体精神压力较大，72%的医护人员遭遇过患者的不礼貌或暴力行为；77%的医护人员把导致医患关系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媒体。

　　医护人员精神压力这么大，令人揪心。但媒体却成为万恶之源了吗？恰恰相反，就在今年9月，广州社科院的专家们对广州十年来的治安数据系统地进行分析时特别指出，广州地区媒体对各种犯罪案件敢于客观地进行报道，对引导广州社会治安良性发展也发挥了促进作用。医患矛盾事件自然也是社会治安的一部分。那么同样是广东，同样是关乎社情民意的调查，为何这两份报告在对媒体的评价上，如此功过迥异，差距这么大呢？

　　其实应该这么看：“医护人员把导致医患关系的主因归咎于媒体”是事实，“媒体促进了社会治安良性发展”同样是事实，而前一个事实正是后一个事实的印证。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因为媒体积极介入到医患关系中去，所以对于社会治安良性发展具有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医护人员将医患矛盾的主因归咎于媒体。因为媒体的“促进”，总伴随着它对一些不良现象的监督或批评。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改变的不是媒体报道权的行使，而是一些医护人员对媒体作用的认知。

　　事实上，在利益博弈日益加剧，而公众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的情形下，媒体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地介入到各种领域中去。这是大势所趋，更是包括医疗工作者在内所有公共领域的从业者正在经历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正在日益改变以往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利益格局，使那些在媒体并不发达之时所有私下里、蒙蔽的、隐秘的解决问题的手段，都必须放到公共的视野里来进行。

　　应当承认，就医患双方关系而言，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权利不对等局面。这一方面体现为个别医护人员对专业权威的滥用，另一方面，医疗信息缺乏透明度。所有曾遭公众诟病的医疗费用以及医德问题，都与此有关。而毫无疑问的，那些处于强势一方的医生，自然很乐意享受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但作为弱势的患者一方，却必然期求改变。

　　医护人员需要走出自身利益的“堡垒”，敢于走向公共空间参与互动。医疗从业者压力大，不是拒绝媒体监督的理由。与此同时，对医护人员的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也是一个事实，同样不是媒体之过。不必讳言，在对一些个案的监督中，有些媒体可能有失偏颇。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必须明白，媒体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地方：它提供了一个舆论的平台，让所有利益相关人得以在此发表意见，公开博弈。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更加充分的表达才能获得更加良性的互动。因此，即便媒体对某一个案不公允的报道曾引起公众舆论的负面评价，那也常常与医疗系统对舆论讳莫如深的习惯有关。

　　遮蔽与傲慢只可能加深成见，矛盾永远只可能在坦诚与公开中化解。说到底，媒体与医疗的目的是一致的。医疗人员治病救人，媒体报道同样有着“疗世”之效应。媒体不是医疗业的对手或敌人，正如患者不是医生的对手或敌人。在医患关系一事上，医疗从业者与其抱怨媒体的介入，不如理性对待，开诚布公，这样才能收获理解与认同。不独医疗行业，其它各领域都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