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一切苦难皆有名字

　　作者：熊培云

　　作为55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8卷本《遇难同胞名录》12月3日在南京出版。该名录一共收录了13000余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人、陈述人等。每位遇难者名单，均有史料或出处。

　　(12月4日《现代快报》)

　　可以想见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与社会动荡等多重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单收录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项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

　　铭记苦难是一种社会责任。当我们回想中国历史上许多“出了名”的悲剧，往往只见事件，难见人名。人们习惯于对着过往的悲剧抒情，诸如“所有的不幸者啊，你的名字叫苦难。”然而，对于时代悲剧而言，仅有“集体受难”的粗略印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以群体受难标榜的苦难，无一不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承受，正是他们的一次次受难构成了集体记忆的所有细节。

　　社会如何记忆？显然这需要对历史材料与社会记忆的点滴梳理。然而，尽管中国历史里并不缺少苦难，但历史记忆却多是围绕权力而不是围绕社会展开。难怪梁启超当年感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更糟糕的是，在极端的年代里作为民间记忆重要一环的家谱甚至也被当作糟粕清除。就在前两年，位于沈阳的二战文物“英美战俘营原址”围墙被拆，理由竟是该围墙属于“违章建筑”。如此说辞，好像那座战俘营是侵华日军穿越时空隧道在今天的沈阳建造的。

　　或许只有在此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

　　苦难不是受难者的名字。我在欧洲读书与旅行时曾经走访过一些小村庄，最让我吃惊的是在教堂之外我通常都会找到“一战纪念碑”。碑上刻着一战中当地所有死难者的名字，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被称为“孩子们”。在诺曼底有个叫奥拉都尔的小村，那里同样承载了法国二战史上最为惨烈的记忆。1944年6月10日，纳粹党卫军用机枪和手榴弹集体屠杀了奥拉都尔600多位村民。战后法国政府保留了该村原貌，只是将其改成一个小小的纪念馆，里面存放着遇难者的名字与照片。村口的牌子上分别用法文和英文写着“记住”。

　　法国作家都德曾在小说《最后一课》中借老师之口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有苦难而没有遭受苦难者的名字，同样意味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已经丢失过半。

　　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时，师生们在校址上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上面刻着联大从军学生的纪念碑文及834位从军学生的名字。联大从军学生名单的完整性为我们讲明一个简单道理——为了避免后代人重复我们今日搜寻往日社会记忆的无望与艰苦，每代人都应做好自己份内的记忆课。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文集《思想国》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