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经济转型政府要有所不为

　　文/王东京

　　中国改革开放，广东是排头兵，领跑经济数十年，有口皆碑。然而风水轮流转，近些年长三角地区后来居上，大举超过广东。而广东也并非等闲之辈，岂能甘拜下风？笔者曾两次应邀赴广州参加省长座谈会，对省府高层求新图变的决心深有感触，两次座谈，正副省长全到场，求计若渴，可钦可叹。

　　问题是，转变增长方式，中央强调多年，广东为何会走慢一步？黄华华省长三年前有一篇讲话，专论经济转型，读了多次，通篇不见破绽。讲话高屋建瓴，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具体。遗憾的是知易行难，三年来广东经济转型虽有亮色，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何以如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官员的政绩观。

　　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原理，颠扑不破。官员的最大化，当然是提升晋级，官员提升，得要有政绩，虽说政绩不单是GDP，但没有GDP则难以看出政绩。所以地方官员对高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增长情有独钟。事实上，当下地方的行政级别，就与GDP大有干系。比如深圳、广州是副省级，为何韶关不能是？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经济总量大小肯定是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不当干预。节能是明显的例子。由于

能源短缺，所以政府要求节能。经济学说，短缺的商品应涨价。可奇怪的是，能源短缺，价格政府却不让涨。其实，国内企业千差万别，能耗高不高，政府说不清，也管不了，关键在能源价格。只要放手让市场调节，价格高了，企业自会精打细算，用不着政府操心劳神。现在的麻烦是政府既要求节能，但又管制价格让企业廉价耗能。自相矛盾，天下哪有这般道理？

　　由此看，推动经济转型，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假如政府直接给企业规定能耗指标，由于行业不同，企业装备不同，对政府来说，将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更严重的是，政府给定指标，主事官员一言九鼎，那么企业就会去笼络那些官员。如此一来，官员创租，企业寻租，上下其手，节能势必流于形式。想当年，政府要控制城市人口，于是就有人去买户口；今天政府要控制能耗，谁敢保证企业不去官员手里买指标？

　　我一贯的看法，转变增长方式，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为的，是调节市场；不可为的，是点对点地干预企业。具体有四条：

　　首先，能耗高低不要管，但废污排放一定要管。说过了，企业能耗多少是企业的事，政府不必过问。只要把能源价格放开，企业节不节能悉听尊便。如果能耗过高成本大增，收不抵支，它们自会考虑节能。但排污不同，它破坏了公共环境，增加了社会成本，所以政府一定要管住管好。

　　其次，企业关转不要管，但扶持创新企业一定要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论企业生产什么，是传统产品还是新型产品，政府不必去管，用行政手段关转企业，总归不是明智的办法。要知道，市场需求是多元的，有人喜欢油画，有人喜欢国画，各取所需，都有存在的理由。即便淘汰落后，那也得由市场出面。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产业政策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因为科技创新关系到国家的

竞争力。

　　再次，企业大小不要管，但安全生产一定要管。流行的说法，企业要做大做强。大而且强，当然好，但事实证明，大不等于强；小不等于弱。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好处。科斯说，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可推出的含义是，企业规模由成本约束，不可拔苗助长。因此，政府不可通过行政拉郎配做大企业，要应把精力放在安全生产的监管上。

　　最后，企业内部的分配不要管，但社保一定要管。企业是经济主体，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故企业分配必贯彻效率原则。假若政府越俎代庖，给企业规定最低工资，结果不仅会削弱对外竞争力，还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经济学说，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既然是劳力之价，那就得由劳动力的供求定，无需政府插手。政府要管的，是劳动者社保。只要社保落实了，稳定则无后顾之忧。

　　转变增长方式，政府不能不急，也不可太急，指望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政府与其亲力亲为，还不如多研究市场规律，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愚见以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让GDP与政绩彻底脱钩，用人导向一变，经济转型必有奇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