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讨薪队”凯旋的负面效应

　　□文 韩 雪

　　今年9月，20多名四川妇女组成“太太讨薪队”，前往云南为丈夫讨要200多万元血汗钱。近日“太太讨薪队”讨薪成功，陆续回家。除了讨回200多万元工钱，有关部门还给予讨薪太太每位500元救助，共计1万元。

　　在为这些农民工的妻子讨薪成功感到高兴的同时，笔者认为“太太讨薪队”可能引发的一些负面示范效应也不容小视。

　　示范效应之一：找法律不如找媒体。讨薪的救济渠道原本很多，既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维权程序繁琐、成本高昂等原因，问题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解决，以至于恶意欠薪成为一种社会顽疾。当人们发现用找媒体的方式解决问题比按正规程序办事要高效许多、便利许多时，法律和媒体的错位将不可避免。

　　示范效应之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媒体对于个例的放大报道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引起重视，才能解决问题。为了避免媒体兴奋度和社会关注度的降低，讨薪人还要不断绞尽脑汁刷新讨薪的模式。于是从“跳楼讨薪“到“卖身讨薪”，这次又出了一个“太太讨薪队”，都是要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受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促使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如果此事产生示范效应，不知下一批人会作出何等极端的行为？

　　示范效应之三：职能部门疲于应付，热衷“批示性行政”。在舆论监督或领导批示下所采取的行政行为称为“批示性行政”。此番“太太讨薪队”成功讨薪，并获额外补助，就是“批示性行政”的结果。“批示性行政”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个别人的具体事，但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和个人因素，有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救济本身，等于凭借一纸行政干预，在等待救济的行列中享有了优先权，对于其他身处同样境遇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是一种非正常的行政行为。这可能会诱使更多的职能部门忽视日常管理和健全机制，而热衷容易出政绩的“批示性行政”。同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非典型性”

　　我们不应去责怪讨薪人的极端之举，或许那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依法行政，让一切步入正轨，引导民工用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逐步改变人们用极端之举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