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必达：用《森林之歌》打破中国纪录片的偏科

　　作者：李必达

　　拍摄动物需要使用专业设备。中国科学家们很少参与包括自然纪录片在内的科普产品的制作活动。他们更愿意关起门来搞学术，而不太看重向普通公众普及科学的活动。更何况，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长期处在学科机械分割的状况下，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往往缺乏科学传播能力。自然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当然是困难重重。

　　据说，以温润敦厚著称的赵忠祥老师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仅靠一个栏目就红遍全国的主持人。那个节目就是《动物世界》。这足以说明自然类纪录片的市场究竟有多大。

　　小时候，也曾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动物世界》花里胡哨的片头，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很佩服拍出那些镜头的动物摄影师。多年以后，偶然看到它的升级版本《人与自然》，这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飞禽传》吗，那不就是《地球脉动》吗，原来赵老师娓娓道来的好片子，都是外国人拍的。

　　接触了一批纪录片制作者之后，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愈加清晰了。事实上，中国的纪录片制作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已经越来越接近———不过，这说的只是人文类纪录片。而在纪录片的另一个大类，自然类纪录片方面，中国甚至可以算是尚未起步。

　　这一情况甚至导致了中国纪录片界的一种特别的耻辱。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奖”专门设有自然类纪录片奖项，然而中国纪录片从未摘得过这一奖项。2007年是法国片《红蚂蚁》，2006年是日本片《里山》。英国人是这个奖项的最大赢家。不过这倒不奇怪，事实上自然类纪录片就是在英国人手里发扬光大的。1955年，BBC开始播放《LOOK》。这档每集30分钟的昆虫节目连续播放了12年，被认为是自然类纪录片的滥觞。其主持人大卫·艾登堡随后制作了一系列自然纪录片，他被奉为自然纪录片界教父。

　　在国外如火如荼的自然类纪录片为什么在中国热乎不起来？其实道理挺简单的。人文类纪录片的制作过程相对比较简单，架一台DV，靠一个好故事，就能做出一部精彩的作品。自然类纪录片显然没这样简单。拍摄活生生的动物显然比不得拍摄喷绘纸板，需要使用专业设备。同时，为了避免在制作过程中惊扰拍摄对象，拍摄者往往要长期跟踪，伪装潜伏———一个经典案例是，BBC的摄影师埋伏近3年时间，才成功拍摄到雪豹野外猎食的影像。

　　另一个障碍来自科研人员。好的自然类纪录片常常需要强大的科学团队的资源支持。如果缺少了相关领域专家的介入，不仅会使纪录片缺乏科学价值，其拍摄活动本身也会成为一场灾难。事实上，世界各著名自然纪录片制作机构都网罗有各种专家。艾登堡研修过人类学，现在则是剑桥克莱尔学院名誉研究员，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然而中国的科学家们却很少参与包括自然纪录片在内的科普产品的制作活动。此前，有金融学者因为积极介入公共事务而遭到本单位批评，斥之为“不务正业”。与社会公众关系如此密切的学科，情况尚且如此，自然科学界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由于科研经费主要通过官方或者半官方渠道进行分配，所以科学家们更愿意关起门来搞学术，而不太看重向普通公众普及科学的活动。更何况，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长期处在学科机械分割的状况下，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往往疏忽人文素养的训练，缺乏科学的传播能力。脱离了科普的大环境，自然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当然是困难重重。

　　正是这样的重重困难，才显示出了《森林之歌》的重要之处。这部历时4年拍摄完成的自然纪录片，耗资1000万元，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国外顶尖之作的一个零头，但已经透露出了中国纪录片制作者在这个类别中创造一番新天地的信心。以《森林之歌》为基础，不断积累经验，培养制作人才，提高自然纪录片的制作水准。只有这样，中国纪录片界的“偏科现象”才能最终成为历史。

　　□李必达(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