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强化档案服务才能复活死档

　　新京报社论

　　自北京市档案管理部门5700多份失去联系的档案被公示1个月以来，仅有200多人重新取得了联系。北京市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其他5500多份失去联系超过5年且被公示的档案将被入库封存，成为“死档”。

　　人事档案变成“弃档”继而变成“死档”，并不是新鲜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流动的井喷式增长，“弃档”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过去那种记录个人成长历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人事档案的作用，也渐渐失去往日的风光与威严。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档案？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人事档案制度的内在缺陷。就在今年两会上，亦有代表建议改革现有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理由是现行人事档案制度与社会人事档案需求明显脱节，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已成阻碍高校毕业生自由合理流动的一大要素，而多头管理、个人信息分散、重复建档、一人多档，以及弃档、毁档、伪造档案、赎档等现象，更使人事档案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

　　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数据是，一方面，在全国各级人才流动中心代管的三四百万份人事档案中，至少有60多万份被主人抛弃；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档案管理的收费混乱，一份人事档案一个月的托管费竟要二三十元，而使用、调出等同样需要交费，以至于全国人事档案收费至少有50亿元以上。

　　巨额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为什么相关改革举步维艰。早在2005年，由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完成的《中国人才报告》便指出，尽管改革之声不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档案收费管理为政府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职业介绍机构带来巨大收益，致使目前人事档案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大大落后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整体进程。

　　当然，人们“弃档”的原因并不止于“乱收费”。显然，“弃档”现象的发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档案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价值，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被人视为“累赘”。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里，打上单位烙印的档案在有些地方甚至发展为“人质档案”，成为限制人才流动的制度性壁垒。与此同时，现有档案对个人经历的记录方式是传统模式，内容无外乎在学校和单位的表现，随之而来的政治或道德评价，而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诸如

　　当“单位人”渐渐变成“社会人”，如何让过去的“档案管理”变成切实的“档案服务”已成众望所归。人们希望与人才流动机制和人事档案的迁移机制相关的改革能够以服务生活、服务社会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信息资源社会化、电子化和法制化。在传播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每个人完全可以凭着身份证通行全国，而不必为档案转移在不同单位之间疲于应付。如果需要，用人单位和职能部门也能在取得必要授权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查阅相关档案。

　　这种改革对重建中国社会信用同样功莫大焉。如有研究者指出，倘若实行人事档案的电子化，借鉴发达国家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制度，让每一个公民有一个类似于身份证的社会安全号码，通过这个无法伪造的号码，由社会中介的联合征信系统把每个人的财产收入状况、婚姻家庭状况、居住就业状况、职务业绩状况、教育背景信息、债务债权信息等采集并反映出来，就可以避免目前人事档案所存在的制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