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中国需高调应对生产成本上升的阵痛

　　作者：毕诗成

　　近日，上海美国商会编纂的一份公司调查显示，中国大陆的竞争优势或将削弱，主要是受成本上升影响。这是该报告对商会所属1600家成员企业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华尔街日报》12月15日)

　　这段时间，类似的消息并不鲜见，甚至有报道说很多国外企业开始外迁到印度、越南等国家。站在改革开放即将迎来30年的节点上，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命题：昔日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渐趋丧失。虽然我们一直有担心，但当这一天快步到来的时候，新的竞争优势“替代品”还远没有形成。身处这样一个尴尬的时段，如果继续“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从国家的高度高调应对，很可能就会在“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中令未来的发展走进死胡同。

　　之所以2007年年底“比较优势”丧失的步伐加快，有多个原因：物价水平快速上涨，必然要求工资水平的上涨；新的《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要求企业对员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油、电、原材料等价格整体上升，劳动密集型生产成本增高……理性看来，低成本、低利润、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在哪个国家也不可能长久地存在，这是迟早要终结的，但对很多企业来说，由于他们难以及时消化与转型，面临的却是“不可承受之重”。

　　最近看到一本名叫《国家竞争战略》的书，很有启发。作者波特将国家竞争优势形成分成了生产要素阶段、投资阶段、创新阶段、富裕阶段四个阶段。按照中国“世界工厂”称号来看，显然正处于生产要素主导阶段。根据中国“后发”特点，这并不奇怪，但让人不安的是，中国似乎是在没有认真走完任何一个阶段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跳到另一个阶段。有研究者曾形象地指出，以生产要素导向为例，中国并没有像瑞典一样在资源丰富的要素上形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以投资导向为例，中国也并没有像韩国一样建立一批世界知名的企业，如三星、现代等。

　　生产成本上升原本不可怕，因为如果劳动生产率也能够“水涨船高”，很可能会是“多赢”。美国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福斯勒曾表示，虽然外国在华投资企业正在经历平均6%~10%的劳动力成本增长，可是仅仅强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比较片面的，因为人们在强调这一点时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根据他们的研究表明，同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相比而言，国内企业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前述两个阶段的发展不够健康，整个社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只想着挣劳动力的“血汗钱”；由于教育的滞后，我们也缺乏高技术的劳动力供给，仅有的一批高技术劳动力，我们的中小企业很难争取到。中国的大学每年要输送几百万名大学毕业生，但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就那么难？原因是双向的——一方面，需要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太少，多数企业是初中、高中文化水平就能胜任的简单劳动；另一方面，大学生的技术能力太低，学无法致用，很多高科技企业只能自己办大学，搞培训，比如华为。

　　“阵痛”意味着危险与机遇的并存。越不过这个坎儿，会让我们的经济彻底丧失竞争能力；越过这个坎儿，中国经济将大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基于今天的现实，需要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全社会共同应对生产成本提高”的课题，一方面，在“财政收入五万亿”等利好背景下，采取约束机制或税收扶持，“逼”着中小企业也能够搞自主研发、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要肯投巨资对全体劳动者进行技术教育，尤其是低水平劳动者——个别城市一两个农民工大学生班实在太少，有需求的劳动者应该都得到免费提高技能的机会。此外，必须迅速改变大学教育滞后的尴尬。

　　杰弗里·萨克斯在其新著《贫穷的终结》中说：只有人人都能迈上发展的轨道，我们这个时代才具有了令贫穷终结的可能。同样的逻辑，只有引导企业与劳动者个体都能迈上创新发展的轨道，中国经济才具有了跳出“温水煮青蛙”效应的可能——这是一个看似宏大却非常紧迫的课题。